我爸：“去你妈的，这是寿衣，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低头笑。

我妈拿着衣服抖搂出一张纸，拾起来回头瞪我爸一眼：“去谁妈的呢？”然后低头看：“儿子，快给人还回去，这还有地址呢。”我把纸接过来瞧是棺材铺名字，没有地址，还是这镇上的，这娘们儿想得还挺周到。

我点头答应着看胡丽一眼，胡丽也在看着我，“我们回去了，你陪着他吧。”我妈对胡丽说，我爸看着寿衣还有话说，我妈使了个眼色拉着他出去，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来过了？”胡丽神色淡定。

“谁？”我想装糊涂，看到她的眼睛就改了主意，知道瞒不住，笑着说：“来了，夸你来着，也没别的事，给我送套衣服，说是消灾避难。”

“噢！”胡丽心不在焉，“还说什么了？”她盯着我，意思是不要再说谎。我只好低下头：“她说了你很多坏话，我没听。”

“我问的不是这个。”胡丽不动声色。

“还有什么？”我茫然地问：“没有了，还能有什么？”

“刚才你没在房间里，你们去哪儿了？”胡丽说：“你们没别的地方好去，所以很奇怪。”

“我也奇怪。”我笑着说：“我们俩明明在病房里，你们居然说我不在。”

“哦。”胡丽的脸登时白了。

“你怎么了？”我紧张的看着她：“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病了？”

“没有。”胡丽摇头：“我们按她说的做吧。”

医院是个好地方。刺鼻的消毒水气味总让我想起僵硬的尸体。白色的墙，红色的十字，面无表情的脸，阴冷的风，无端的恐惧侵蚀每个来这里的人。就算你是个很阳光的人，到这里也会变得阴郁，甚至阴暗，觉得这里就像个阴森的刑场，那些穿着苍白衣服自由来去的人就像主宰你生命的刽子手。

这里的人充满晦气，带着死亡的气息，绝望、悲伤、惊恐，但是它又不断迎来新生命，让人心生感激。让人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原来它是如此微不足道，随时都会像灰尘随风消失，觉得它珍贵只不过因为属于我们，就像我藐视蝼蚁，别人也同样轻视我。

在医院里躺了三天，伤口不疼我就急着出院。出院那天爸妈来送我，说我爸的脚伤严重还要多住几天，让我们先回去别担心。出了医院胡丽显得郁郁寡欢，路上不说话。天气干冷，阳光灿烂的睁不开眼。

这个小镇不大，过去是木材从山里运出的中转站，延绵的铁轨贯穿小镇，一头通向县城，一头连接各个林场，早以废弃多年。名义上是个镇其实连个大点的乡都算不上。全镇几百户人一半不在家，连个像样的姑娘都看不到，都是衣衫褴褛上了岁数的老头老太太来回晃悠，还有些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什么都不是的年轻男人，神气活现的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像个乌龟似的缩在壳里，喝完酒横冲直撞。

街上冻得鼻子通红的林场职工和乡村农民，挑着箩筐，提着篮子，挎着背篓，或三五成群，或单行独步，从若干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走来，陆续踏上了那条仅能行驶一辆卡车的土公路，汇成一股陆陆续续的人流，朝小镇集市匆匆而去。

大街上见人面善就笑着打听纸上的棺材铺，有几次差点挨揍，就连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对我怒目而视，举起手里的拐棍要抽我，也不知道是嫌这个地方晦气还是我长得就欠揍的样。

胡丽说：“我们到那家去试试。”她指的是街拐角的小饭馆，生意人和气生财进去花点钱应该能打听出来。

饭馆里不太干净，地上都是土，昨晚吃剩的饭桌还没收拾利索，杯盘狼藉。这个点太早没有吃饭的人，老板娘在懒洋洋的整理餐巾纸。我们俩进饭馆还没坐下她就过来热情打招呼，拿块不太干净的抹布不停擦不太干净的桌子，笑容满面地问：“两位吃点啥？”

“两碗手擀面”我说。

厨房里刀勺齐响大灶轰鸣，一阵葱花爆锅声炸响后飘出来浓郁的油烟，两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很快就端上桌。我看着面并没有食欲，掰开筷子斜插面碗里，拿出那张纸先打听棺材铺地址，老板娘看一眼就嫌恶的说：“你们来不是吃面的吧？”

“不是”我爽快回答。

老板娘看看我又看看胡丽，摔下抹布坐下来扶着额头想了会儿，从口袋里摸出烟点着火说：“你俩不是本地人？”

“我是西岔林场的，在外地念书。”我说，“她是我女朋友，不是本地人。”我指着胡丽说。

“西岔林场……”老板娘若有所思：“离着不远，家大人没告诉你棺材铺的事？”

“什么事？”我问。

老板娘刚要开口，随着一阵喧哗，一群男女拎着大小箱包满面红扑扑的进来大声喊饿，老板娘乐得眉开眼笑丢下我们招呼客人，看她忙来忙去的身影又不好叫住她问，只好两个人对坐闷头吃面。

“你们顺着路朝东直走，走到头想不看到都难，顺着门前的路走。”老板娘抽空过来说。

我们俩面都不吃放下钱就跑出去，好心的老板娘追出来拉住我们说：“那家人都是神经病，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