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岖不平的官道使马车摇摆不定，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使人烦躁。

车内坐着一个身穿红袍，头戴乌纱，腰间系着一条花犀腰带，径三寸的小团花绣于胸前，这是一位二品大员。

“停车！”刚出京城时的好心情已经消磨殆尽，杨嗣昌下令停车，“大人有何吩咐？”卫队长郑立本赶紧上前。

“给本官换匹马来！”在这样下去，不等到了大同，自己这把老骨头非颠散架了不可，“末将遵命！”郑立本虽面无表情，心里却暗自腹诽，谁叫你自己找罪受。

骑上了马，舒服多了，可沿途的“风景”让杨嗣昌的心情更糟，一路行来，已是村无犬吠、十室九空，蓬蒿遍野，一副末日景象。

杨嗣昌不由心中暗叹：“难道真到了改天换日的地步了吗？”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以至于让李自成这些流贼不断坐大，关外还有东虏虎视眈眈。

朝廷不得不增加赋税，致使更多的百姓活不下去，投奔流贼，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杨嗣昌一心想改变局面，所以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埋伏”的剿贼方略，崇祯皇帝同意了，并增饷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十分着急，几次三番召见杨嗣昌，问他何时进兵，杨嗣昌提出了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并仔细的为崇祯皇帝进行了分析，杨嗣昌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所以他主张先与东虏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经过准备，杨嗣昌决定去大同看看赵元庆，这次剿贼杨嗣昌想带上他，也是有心检验和培养一下赵元庆。

此时下河沿赵家张灯结彩，大红的喜字贴满了墙面，赵元庆一身的新郎官打扮，骑着高头大马，领着队伍行走于接亲的路上。

赵元庆是不着急结婚的，自己才十七岁，在后世还不够法定年龄，可在此时，已经算大龄男青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