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太乱了，且不合礼教，有伤风化。

长安城内有两个常用来斩杀死刑犯并将尸首抛弃示众的地点，其中一个就在西市内的独柳树下。

便是因为西市内盗贼成群，乱象成风，用以震慑。

可这个时代的人尚不明白，乱的并未西市，而是里面巨量的财富。

杨钊要做的，便是斩除这些的乱象，让里面的财富如新鲜血液般有序地流动起来，用以康复整个社会。

而要铲除西市里的乱象，第一步便是要清除寄生在西市里的各色帮派。

帝国没有商业税，但却又在对商人进行征税。

看起来有些矛盾。

首先，商人没有固定的田产，甚至居无定所，社会地位又低，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去管束他们，便也无法对他们有效征税，特别是类似户税、色役之类的人头税。

其次，朝廷也不可能放着这么一群人不征税，无奈之下，采取了值三十抽一的比例税。

凭着帝国目前的商业管理人数和素质，对商人采取比例税就是一个玩笑话，因为他们既不能量定商人的资产和贸易，又如何值三十抽一？全凭官字上下两张口么？

便拿西市来说，四万商户，除了口马行里的活物交易需要官府出具凭证外，其余贸易均是商人和顾客产生，官府并未介入，又如何能厘定他们的交易量，如何去抽三十分之一的比例税？

所以，对商户的征税形同虚设。有，也等于没有。

而在西市里，当四万商户挤做一处、互通一气时，这种情况又成几何倍数地复杂了起来。

但首先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商户并未因逃脱官府征税而富裕起来。

因为他们的身份太低了，哪怕兜兜里揣了几个铜子，又怎么可能捂得住？

朝廷不能把这些钱掏出来，便自有人会想办法去掏。

拿杨钊去过两次的康居酒肆为例。史大个等人最爱去这家胡姬酒楼，跟里面的酒保、胡姬等都搭上了话，因而得知了不少消息。

在西市开一家酒楼，首先得交房租金。

康居酒肆租的是城南杜氏的房子，自然得给杜家交租金。

租金数目全凭房主和租户自己协商。通过康居酒肆里的胡姬口中得知，他们的房租还算合理，一直很稳定，并未因西市的日渐繁华而水涨船高。

但那胡姬也说了，这是他们运气好，租着了贞观年间一门三相公的城南杜家的房子，杜家注重清誉，不过分计较钱财，像其他几家酒楼，可就没他们运气好了，房租金几乎是一月一个数字，越来越高。

其次，商户们还得交会费。

在西市，行与行之间有篱墙相隔，天然地具备了抱团的条件，因而许多行业都有类似行会的组织，还会公推一人出来做行头。

行头负责代表他们同官府打交道。

同理，西市署管控西市，主要也是依仗这些行头们。

行会也是商户们在西市里立足的根本，是给他们提供依靠的组织。

那么向行会缴纳点会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康居酒肆里的人来自昭武九姓的康国，他们大多信奉祆教，俗称拜火教，他们交会费的地方，是长安城内的一个拜火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