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往年，今年可能会涨得很高。”我盯着他说，“我雇主聚会时，说了一些事，他们从去年就大量囤积羊毛，工厂日夜加班，产出全送往了外国，好像是某种国债偿还项目，我觉得今年国内的羊毛需求会很紧张。”

威廉愣了愣，不确定地看向我：“会吗？”

“我也不敢保证。”我谨慎地说。

威廉摩挲着镯子，皱眉思索了半响：“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你别和爸爸说。”

之后，他在外面奔波了三天，回来后悄悄告诉我，他想试试。

我忍不住问：“要是失败了呢？”

“做生意总是要冒险的，要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威廉自嘲道。

他从我这里借了10金普，镯子却没有卖，他说：“我总觉得跟乔纳森家牵扯太深不是好事，他们是一群坏事做绝的恶棍，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改邪归正，还是装模作样，总之，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威廉说的没错，那个家族与普通人的世界格格不入，还是少接触为妙，我点点头：“别担心，明天我就回学校了。”

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等公共车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海涅·乔纳森。

他从一辆大得夸张的吉普车上走下来，满含希冀地望着我说：“我送你上学吧。”

阳光正好，洒在他金色的短发和睫毛上，看上去浅淡得仿若透明，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温和地望着你，像一片安逸的热带海洋。

我觉得自己的脚有千金重，只能傻傻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别这样，我又不是野兽。”他微笑着替我打开了车门，“只是送你去学校而已，上车吧。”

我望着他的眼睛，摇摇头，又摇摇头。如果我爱他，也未尝不能坐上他的车，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爱他。暧昧不清不是我的性格，与其让他继续纠缠，不如说个明白。

公共汽车来了，等车的人推推搡搡，一窝蜂挤在门口，这个季节，车厢就像个巨大的蒸笼，炎热不说，还混杂着各种恶臭的气味。而且不早点挤上去，连张凳子都抢不到。

我跑向拥挤的人流，对海涅挥挥手，大声说：“不要再等我了，你走吧。”

阳光太刺眼了，我看不清海涅的表情，只奋力地拼抢先登上汽车的机会。终于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有心思看一眼窗外的时候，我才发现渐行渐远的道路尽头，海涅一直站在那里，和散落在空气的扬尘一起变得虚幻飘渺。

我身边坐着一位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他双手漆黑，穿着泥泞的背带裤，说话粗声粗气，身上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汗臭味，他和几个同样装束的人结伴而行，似乎是工友。

他跟我打招呼说：“你是新城人？坐车去哪儿？”

我谨慎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大胡子瞥了眼我背包里的书本，自顾自地说：“还在上学吧，城里就是不一样，女人也上学，我女儿19岁时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从没上过学，现在也过得很好。要我说，女人没必要上学，你看过《社会真理报》吗？他们宣传的一些东西很有道理。”

他取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拉扯两下，递给我：“给你，你读读。”

我好奇地接过来，发现这是普国社会工人党的党报，上面有各种新闻和社评。

整个旅途当中，我一直在读这份报纸，我发现编撰这份报纸的主编莫斯利·斯特瑞拉是个指向性非常明显的激进主义者。

社会新闻大篇幅地报道了穷人们的困境，借以抨击执政者，而社论多是在宣扬普国社会工人党的执政理念和目标，以及报道他们目前取得的成就。

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对女性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女性逐渐趋向于堕落。

‘虽然女性工作，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可这促使她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而不是家庭上，这对家庭的和谐稳定造成了极大影响。家庭是国家的基石，家庭不稳，则社会不稳……’

‘女性是缺乏理性，充满感性的生物，她们不能理智地看待世界，尤其当她们能自由掌控金钱的时候，这种不理智会促使她们做出极端的行为，堕落为傲慢、骄奢的拜金主义者……’

‘女性是多么伟大啊，她们勤俭持家，哺育子女，照顾丈夫和老人，她们比男性更懂得忍耐和牺牲自我，所有朴实无华，勤勤恳恳的女性都应该受到尊敬。可惜近年来外国传入的肮脏思潮正在影响着我国的传统女性们，使她们失去了作为女性来说最美好的品质，甚至失去了对家庭，对父辈和丈夫的尊敬……’

作者以一种自以为温文尔雅、尊敬女性的口吻强烈控诉着女性外出工作的种种弊端。

最后他主张，普国社会工人党以繁荣经济为己任，努力提高男性就业率，使柔弱的女性不必从事繁重的劳动，能安心待在家里，照顾家庭。

读完后，我发现作者完全否决了女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进行自我选择的权利，还洋洋得意于对女性做出了最妥帖的安排。

这让我想起了伊丽莎白，姐姐嫁给了海涅三哥的那个中学同学。

这次回去，我在街上遇到她了，她结婚了，可看上去不太好，一个人上街买菜，眼角还有隐隐约约的於痕。

我跟伊丽莎白打招呼，本想跟她寒暄几句，她却以很忙为借口，匆匆走远了。自始至终，她脸上都挂着冷淡梳理的笑容，看上去客客气气，温温柔柔。

仿佛只是一瞬间，曾经那个鲜活、傲慢少女就凋零了，她变成大人了，是妻子，是母亲，是成熟，是忍耐。

生活给少女恣意的花期太短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