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思淮实习那一年，按照学校的规定，要在内外妇儿和辅助科室五个系统中轮转和学习。

蒋思淮去内分泌科是在三月，在去内分泌之前的二月，她在呼吸科轮转。

当时她手头被带教老师分了个肺癌的病人，很年轻的小伙子，才刚满二十岁，长得很白净秀气，这种白净和梁槐景的天生肤色不一样，他是病态的苍白。

面如白纸，蒋思淮虽然在肿瘤科待过，但一个月太短了，她还没来得及见过像这个小

依譁

伙子这么年轻的肺癌晚期病人。

病人也瘦弱，因为生病的缘故，话也不多，蒋思淮看着他，总觉得他连喘气都困难。

他被分管到蒋思淮手上，实习医生能做的事不多，无非是帮忙问问诊，签签字，还有在病人和家属与主管医生医生传递信息。

病人入院后常规完善入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肿瘤已经侵犯到支气管，还出现了骨转移，常规化疗已经不可能。

老师告诉蒋思淮：“他也就是拖时间罢了，真可惜，年纪还这么小。”

蒋思淮愣愣的，仿佛看到了在他身体里肆虐的癌细胞正在具象化，慢慢变成恶魔和黑白无常的模样。

他在呼吸科住了一个月，蒋思淮每天都会跟着老师去查房，到床边问诊、检查、谈病情，看着他一点点衰弱下去，最后连去洗手间都起不来了，老师开了下尿管的医嘱。

陪护他的是他的母亲，一位很优雅很和蔼的中年女士，蒋思淮觉得她的气质很像董姜莉。

柔柔的，又很坚强，看到她时总是笑眯眯的叫她“小蒋医生”，跟她说谢谢。

但是蒋思淮却无意中撞见过她在卫生间嚎啕大哭。

她躲在隔间里不敢出去，生怕打扰了对方的哭泣。

蒋思淮那个时候每天都觉得心情很复杂，特别是看到他们母子俩互相安慰，还说什么等回家以后要做什么好吃的要去看什么人时，总觉得心里有种悲凉慢慢蔓延。

病人要做放疗，蒋思淮被老师打发去告诉告诉病人和家属放疗的时间，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尖锐的警报声。

护士从里面冲出来，告诉她：“36床大咯血了！快叫你老师过来！”

36床就是她分管的这个肺癌晚期病人。

她手脚冰凉的在病区里狂奔，刚冲回到办公室门口，就和里面出来的老师迎面碰上，又转身跟着一阵奔跑回病房。

跑到门口，她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看到病人扣着储氧面罩，歪靠在床头，眼睛半闭着，抬手四处摸索。

抢救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的母亲跪在他的另一边床边，伸手握住他的手，叫他“安安”，应该是他的乳名。

蒋思淮在他咯出的一片暗红色里，看到他忽然睁开了眼，朝他妈妈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里有不舍，也有解脱，让天地顷刻间就没了颜色。

抢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后，蒋思淮看着心电监护上的波形最终拉成一条平直的线，老师摇摇头，遗憾的宣布了死亡时间。

他的母亲抱着他的头，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哭声悲凉怆然，一边哭一边叫他名字。

这个画面最终成为了蒋思淮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患者死亡，却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也许是因为和对方相处了快一个月，多少也投入了感情，又或者是他的母亲让她想到了董姜莉，她会想，如果自己病了，妈妈该多难过啊。

她希望他能好起来，至少能出院，真的可以享受那些他们提过的美食和去看他们想见的人。

结果呢？他死在了医院，人生最后一程，大咯血的时候，他的意识都是清醒的，清醒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消逝。

而她，或者说，而医学，救不了他。

蒋思淮做了一段时间噩梦，终于跟家里说：“我不想当医生了。”

那个时候她研究生初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考得还不错，有三百九呢，按照往年的分数线，她是可以进复试的，父母商量好了，让她去读心内的研究生，报的导师是父亲蒋兆廷的同学，读研已经是差不多可以定了的。

她忽然说不想当医生了，“那你研究生怎么办？”

“不去读了呗。”她说。

母亲问到底为什么，她把这事讲了，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医学院这五年都过得不大开心，压力很大，她认为自己无法面对死亡，也极为害怕死亡。

“我根本负担不起人命这个重任，也不想总是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遇到死亡的环境里。”

母亲就建议她，也许可以从事妇产科？

但她却反问母亲，你的病床和手术台上永远没有死过人吗？

母亲沉默下来，但家里并没有同意她的想法，坚持认为，都到这一步了，不去读研太可惜，死亡这种事，见多了就心硬习惯了的。

于是她就在这样的情绪里，从呼吸科出科，进了内分泌科，遇到对她要求颇高的梁槐景。

其实死亡这个议题，蒋思淮早就在伦理学课堂学习过，也知道自己迟早会和死亡正面接触。

可是书本知识到临床实践的对接是需要经验作为润滑剂、催化剂的。

偏偏蒋思淮心不在这里，明明家里人都是医生，只要向他们询问怎么面对这件事，就一定会得到帮助，但她没问，家里人也没意识到这对她的影响有多大，寄希望于她和她哥哥一样，可以自己渡过难关。

没有人及时指点她，加上她的害怕退缩，最终没能想通，也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临床思维，最后学到的东西零散成一地零件，没有串起来的那根线，就成了梁槐景说的“一塌糊涂”。

要命的是，一直疼爱她的家人，并没有及时意识到不对劲，还在希望她能“干着干着就习惯了”，最后差点万劫不复。

董姜莉现在想起，都觉得后怕，“当时我和你爸爸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都怪我们没有及时发现，不然你不用那么难过的。”

她说着，伸手摸摸蒋思淮戴着一次性帽子的脑袋。

蒋思淮把做好的馒头放进蒸箱发酵，然后回头抱住母亲的肩膀，把脸贴在她的颈侧。

“是我的问题，我心理素质不好，太笨了，太过畏难，就只能苟安一世，没能长成你和爸爸希望的样子，对不起啊妈妈。”

董姜莉的眼睛一下就湿了，眼前浮现起她明明已经很难受了，还强撑着去上班和复试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