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校长虽然在南开被毁后发表讲话：‘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他虽这样来鼓舞大家的士气，但整个南开大学是他一手建起，耗费了他无数心血，他的伤痛和遗憾肯定是旁人无法体会的。北大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北京大学虽然没有被炸，但早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8月25号日本人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以此为借口进驻了北大灰楼，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大的师生早就走的走，逃得逃，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学校了，因为搞不好就会被日本人抓住，有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这么严重啊？”

“我还听到另一个北大的老师说，日本人逮捕了许多北大进步学生，全部关押在北大文学院地下室，把那里变成了一个地牢，日本兵在那里对被捕学生施加酷刑，只要进去，恐怕就很难活着出来了。”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北大现在就是个活地狱，上课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了，先回江苏老家跟我妻子和孩子汇合，等学校下一步通知吧，新学期很快就要开始了，还有那么多学生等着上课，我想应该教育部就会有新的举措吧。”

道别之后，周曦沐目送黄大器的背影走远，南开被炸，北大学生被囚，清华园很快将不复宁静了。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黄大器还能积极地往好处想，由衷羡慕他的乐观，而自己目前要学习的，也是这份积极和乐观，只有胸中怀揣着火焰，才能在漆黑的暗夜中坚持走下去，直到能看见晨曦的微光。

酷暑之下，周曦沐整日都在惶惑中度日，却不知道清华大学教学史上的巨大转折已经在暗自酝酿和筹备了。

8月14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双双接到教育部密电：“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一所，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定于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在本部召开预备会，届时务希出席为盼。”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8月19日，教育部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联合大学合组之动议，当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结合庐山谈话会期间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意见，由平津各校负责人参与构想而形成的，得到了相关各校人士的积极参与。

国民政府及时出台了《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因此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共同做好迁陕准备，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

9月8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应教育部之请，决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开办费。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此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各大报纸刊登消息，通知全校师生去长沙临时大学报道。

早在八月中旬，三校南迁的举措刚刚定下来，消息就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些师生之间渐渐传开了。许多老师各自携家带口向湖南迁移，眼看清华园内还算平静，周曦沐和曾涧峡一直留到了9月10日16696号令正式下发，加上阮媛身体大为好转，四人终于决定启程南下，一直到周曦沐和曾涧峡卸下护校委员会保管员职责的最后一天，清华园的风景都依然如旧，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美丽的学府，不难想象，在他们走后，清华园即将经历什么。

从1938年9月12日，日本宪兵队闯入清华园，一直到1946年7月，日军所有驻军迁出清华园，日军在清华园极尽烧杀劫掠之能事，开始时“参观”为名，大肆窃取清华重要财物，清华的大量书籍、仪器、化学药品甚至清华员工诸如手表等大量私人物品被日寇抢走。随后，“卢沟桥事变”之祸首牟田口部队进入校园强占校舍，一步步逼迫清华保管委员会搬迁至小河以北的明斋、再迁至旧南院，终在1939年8月14日迁至城里骑河楼，至此保管委员会名存实亡，清华园内再无清华人。

1939年春，日军野战医院 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公开占用、劫掠、损毁。日军将各系馆全部改为伤兵住房，图书馆被改作医院治疗室、手术室，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清华园内器物各实验室之设备或被占用，或挟出变卖，或肆意摧毁，或付之一炬。图书馆藏的珍贵西文书籍被劫掠一空，运往日本，中文书籍及各种期刊，悉数焚毁，就连书库里的钢架，也全被拆走。此外，至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园重回国人昔日美丽的清华园，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