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孙晓鸣的哥哥，为这件事儿，还真向我道过歉。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每人摊了20多元。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那根罗汉竹，打人真可以，真可以，硬得像根鲸鱼骨头。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真委屈它了，每次挨完打，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老爸也真可以，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

就是这位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升官了。他要被调去重庆DDK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大渡口，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他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搓着双手，焦急的望着我。大人们的决定，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我会去看你的。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你们。

调令来得很急，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两天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卡车启动时，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你们一定要来看我。我鼻子一酸，泪如泉涌，也哭泣了起来。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他表情凝重，伸出结实的手臂，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这一幕就定格了，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

但我还是食言了，他离开后，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大渡口探望过他。我不知道他的住家地址，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读书，我给孙叔叔写过一封信，想打听孙晓鸣的消息，但他并没有给我回信，也许他还认为，是我教唆他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

一九七八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我和邓长明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各自考入了不同的大学，邓长明去了BJ，我去了成都。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意外收到了孙晓鸣的一封来信，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哟。我激动得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他告诉我，他已考入重庆的警校，这是他爸爸刻意的安排。因为我们家早就搬离了川盐三里大院，他是通过邓长明的哥哥，才知道我们俩的行踪，赶紧给我们写了信。随信还寄来一张照片，他穿着学员警服，十七岁的脸蛋儿，既帅气又阳光。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哆嗦，当即给他回了信，相约我们三剑客暑假在重庆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