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这个士绅形成的时代，

文官集团大量购买田产土地，并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财力参与商业，

这使得宋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于是就有了之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

但问题是，无论范仲淹还是王安石本身都是士绅阶层，

纵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也难以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

结果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国策来回反复，

北宋三冗负担更加沉重，最终在1127年靖康之变后走向灭亡。

而士绅的崛起，本质是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提升，

而两宋作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注定为士绅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空间。

千百年来，中原王朝统治核心长期位于北方，特别是关中和华北平原地区。

不过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生灵涂炭的北方经济遭遇了巨大的破坏，人口也在两晋、唐朝后期和北宋亡国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南迁。

人口的南迁，除了导致北方豪强贵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基础，不得不接受彻底沦落的命运，还导致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立国后，由于国土面积较之北宋更加迷你，

于是帝国财政更加依赖于工商手工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江南”之地，成为南宋帝国经济重心后，这里也成为士绅阶层最重要的产生地，

因为在古代，想要寒窗十年考取功名，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这意味着士绅，从一开始就是阶级固化大背景下部分人的“专利”。

在皇权制度下，所谓的“富贵”一般都是“先贵而后富”，

这就意味着士绅家族，想要保持家族长盛不衰，就必须要族内子弟入仕，或者收养聪明男孩考取功名，亦或者将族内女儿嫁给其他宗族子嗣并与之结成互惠互利的联盟，

如此方可将本家族地位至少保持八代，也就是至少两个世纪。

而其中的佼佼者，即范仲淹家族则从11世纪到20世纪，前后保持了将近1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