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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凤的祖父排行老大,阿凤爹是长子,他们是堂叔的伯父与堂房长兄。
阿凤爹病笃时,堂叔闻讯赶往洪家村探望。病榻前,阿凤爹握着堂弟的手,嘱托他要照顾好阿嫂,还有两个小的。
“大阿哥,侬尽管放心!”堂叔说着就从皮包里拿出纸来,写下一张纸条,交到阿凤爹手中,“到辰光,大阿嫂随时可以来寻我。”
阿凤爹接过纸条,感激地望着堂弟,已然老泪纵横。
堂叔临走时,给了阿凤娘一笔钱,说:“大阿嫂侬拿着,一部分留作家用开销,一部分请教会医生替大阿哥看病。”
阿凤娘泪沾衣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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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凤爹去世时,堂叔携妻儿回乡奔丧,一手操办丧事,为阿凤爹送终。他安慰阿凤娘节哀顺变,关切地问道:“那张纸条拨侬了吗?”阿凤娘颔首拿出纸条,堂叔接过来在上面补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关照阿凤娘保存好这张纸条。临走时,堂叔又留下一笔钱,说:“大阿嫂,等我消息。”
阿凤娘守丧一年后,堂叔托乡亲带来盘缠与口信:“来上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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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叔作为甬商在上海滩商界打拼多年,而且五金生意又少不了要同洋商打交道,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为人处事蛮兜得转。故而妥善安置堂兄的遗孀移民上海,也就手到擒来,水到渠成。
当年(1925年)3月,英美烟公司在韬朋路(今通北路)开设分厂,即英美烟三厂(今上海卷烟厂前身),正在招女工。堂叔打听到新开厂英国大班(经理),因家眷随行在侧,需要物色一位华人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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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阿凤娘有教会经历,又是基督新教教徒,会英语口语,谙洋人习俗,最要紧的是为人厚道勤快,堂叔觉得是蛮合适的人选。
于是通过洋商关系,同英国大班商定,以堂叔本人为人保,加上鸿利行作舖保,荐用阿凤娘担当女管家,且可随带女儿做帮手,试用期为一年。
阿凤娘俩到来的第二天,堂叔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个明白,并嘱咐堂婶,下半天就陪阿凤娘俩去榆林路那个大班家照照面,看看哪能讲?
阿凤娘千谢万谢,堂叔连连摆手,“应该的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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