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亦有李绍泽先生在《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魏、吴密谋政治协调、军事夹击，蜀汉领导集团及关羽不意不察，暗于知彼，是羽失荆州的重要外部原因和主观指挥错误所致。”据李绍泽先生观点，甚至可以说，“刘备、关羽鲁莽失荆州”。
当然，或许还有另一种情况：是曹操要打关羽，关羽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然后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有没有证据呢？
有！
据《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也就是说，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曹操就已经派曹仁屯兵樊城、征讨关羽了，只是运气不好，遇到了宛城守将侯音造反，于是曹仁只好先移兵宛城斩杀侯音，再南下征讨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曹仁在宛城打败了侯音领导的吏民起义之后，曹操命令曹仁攻打关羽，并且派于禁前来相助曹仁。至此，曹操的刀已经架在关羽的脖子上了。
此时，关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敌进我退”，避其锋芒；二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问题是，能退吗？有地方可退吗？没有退路可言！于是，关羽选择了后者。这说明攻打襄樊，是关羽深思熟虑的结果，绝非“鲁莽”所为。
还有人觉得是诸葛亮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是蜀汉的首席军师，似乎也很符合《隆中对》战略规划，发动襄樊战役这么大的决策，肯定是他制定或者同意，最终由刘备拍板敲定的。
不过很遗憾，时常拿着羽毛扇子、戴着青丝绶头巾（羽扇纶巾）、帮主公出主意的首席军师，只是《三国演义》赋予诸葛亮的文学形象，并非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以后，自始至终都是由诸葛亮决定军事大计。襄樊战役爆发时，诸葛亮的职务是左将军府的军师将军，任务是总理府内后勤事宜。此时，诸葛亮之于蜀汉，相当于萧何之于刘邦，主要工作是负责镇守后方和向前线运送士兵、粮草工作。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诸葛亮担任丞相一职，是蜀汉所谓的“建安二十六年”（其实不存在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0年三月，曹丕改元延康，结束了建安年号，十月曹丕称帝，曹魏确定年号为黄初元年，刘备不承认曹丕擅改的延康年号，继续沿用了汉献帝建安年号，实际为公元221年）的事儿，至于“刘备永安托孤”，诸葛亮实现总揽蜀汉军政大权（“封亮武乡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更是建兴元年（公元223年）的事儿。以比襄樊战役稍早结束的汉中战役为例，刘备在汉中作战期间，诸葛亮主要负责在后方运送粮秣和兵员，并不负责军事决策工作，负责军事决策的是刘备和法正。
还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发动襄樊战役就是蜀汉政权最高统治者刘备的决策。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从战争发展形势角度认为，刘备命关羽自荆州北伐，取襄阳。（出自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理由是：
刘备初见诸葛亮，诸葛亮替他计划，就是据有荆、益两州，天下有变，命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自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当时的形势，合乎这个条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杨伟立先生从规范性文件运行的角度认为，发动襄樊战役，不是关羽的专断，而是刘备的决策。理由如下：
刘备称汉中王前后，写下了两个文件：《群下推刘备为汉中王上汉帝表》和《汉中王刘备上汉帝表》。两《表》必然是经过蜀汉政权文武臣僚充分酝酿、广泛讨论而后定稿的，它们反映了蜀汉政权的政治观点，也是后期蜀汉政权的行动纲领。两《表》充满了对曹魏政权的同仇敌忾，并一再表示要“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宁杜稷”。这也是蜀汉政权的近期行动纲领，要立即付诸实施的。关羽
镇守荆州，担负着北抗曹操、东防孙权的双重任务。作为“同盟”的孙吴政权，无时不在“图取关羽”，吕蒙尤甚。如果关羽逞一时之忿，则应当东向而攻吕蒙，拔除东面的钉子，开疆拓土，一宣数年来的积愤，置孙刘联盟于不顾。事实并不是这样。关羽的矛头指向北面，围樊城，击曹仁，与刘备政权的“扫灭凶逆”“以宁社稷”的思想一致。此其一。其二，关羽发动襄樊之役前不久，孙权攻合肥，接着关羽围樊城，“这一次攻势，东西齐举，规模相当大”。孙刘两家联合行动，把“纠合同盟”思想化为行动了（孙刘联合攻曹，非关羽一人能办，必然出自刘备决策）。第三，魏明帝时的王肃说，关羽在降于禁之后，有“北向争天下之志”。
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从行政决策角度分析认为：“蜀汉北伐是军国大事，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刘备亲自决策是毫无疑问的。关羽是荆州的统帅，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没有任何必要擅自进兵。”
山西大学李书吉教授从战场形势角度分析认为：“孙权、刘备平分南荆州后，刘备所属三郡，地区狭小，而且地处孙吴东、南和曹操大北方的三面包围之中，不但向外伸展极其困难，而且也无险可守。尤其是南郡以北的襄樊掌握在曹操手里，而襄樊是江陵的北门，襄阳与江陵视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蜀汉如果能取得襄阳则可凭借汉水阻抗孙吴，北面则以襄阳守护江陵。所以，取不取襄樊直接关系到蜀汉在荆州能否立足的问题。”
我认为，杨伟立先生和朱子彦、李书吉教授分析得都很有道理，特别是李书吉教授分析可谓精辟至极，辩证地诠释了“取襄樊”和“守荆州”之间的关系，即：不取襄樊，蜀汉无法在荆州立足；取襄樊，蜀汉才能在荆州立足。所以，攻打襄樊，绝非关羽一时冲动的专断、鲁莽之举，而是孙权、刘备平分荆州后蜀汉的既定决策部署。这个决策必然也只能由蜀汉最高统治者刘备作出。那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是刘备及整个蜀汉政权高层作出的决策，为什么襄樊战役整个过程，蜀汉看起来不像有所部署呢？其实，也不矛盾，前期决策是要打，后期因为战争形势变化太快，蜀汉政权及刘备没有来得及作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