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真正大杂居的过程。

基因库——一座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前三个世纪，由联合常委会精心铸造的伟大工程。

存储着近百年来人类遗传密码和身份信息，涵盖了从最基本的DNA碱基对排列组合，到复杂的基因表达调控机制信息，以及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人群的基因多样性数据，当然，这也包括那些极其罕见的基因变体记录。

当时的科学家普遍秉持着这样的观点：这些基因变体或许会赋予人类独特的生理特征或潜在能力，比如针对某些疾病的抵抗性、独特的感官敏锐度等等

尽管这项研究由于伦理、安全等等复杂因素于半个世纪后被侧底终止。

但基因库仍留有大量的变体样本被保存在一种超低温、真空且高度稳定的环境中，与其另一组成部分——数据库，相互印证和补充，以确保其留存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验证性。

直至，战争再次爆发，基因库的资料在那场噩梦中被尽数销毁，大部分人根据自己的母语及其肤色去寻找自己民族的幸存者，并形成了众多的人种聚居地。

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已经消亡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代替了以往超级大国的地位。

为了方便管理残留下来的民众，联邦便采用这种方式来划分行政区，由此形成了以首都迪克斯科恩与四大贸中心行政区为核心，二十六大区分散分布的城市体系。

经过了近百年来的涵养，联邦的大部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恢复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平均水准。

城市的街道再次热闹起来，市场里的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交通路况也变得繁忙拥挤，各地区之间的人口也开始流通

——尽管如此，民族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

某些地区依然处于对外界半开放的状态，湘海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相比于那些靠着地区间交流合作而迅速发展的城市来讲，像湘海区这种故步自封的古董们必然会被撇下脚步没入历史的尘埃。

其实不尽其然，如果说这一类的区域是在这个普遍开放流通的格局下中的异类的话，那么，湘海区甚至可以称作异类中的异类。

大约四十七年前，联邦政府为了对各区域的数据精准采样，把握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启动了一项艰巨的数据采样计划。

在那个通讯系统瘫痪，人们还得以书信作为主要传媒手段的年代，做到这样的事情实属不易。

尽管过程异常漫长且艰辛，但联邦还是完成了一份信息档案并将其公之于众。

这份档案在当时的条件下虽已尽力做到准确，但由于环境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差和不完整性，不过对于当时信息匮乏的民众而言，它依然是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那份档案或许掺杂了或多或少的水分，但大致情况在当时的民众看来应该相差无几。

而人们之所以对数据产生怀疑，便源自于另一件事。

当年，战争毁灭了大量的史书典籍，许多知识分子也被残害于战火之中。

人类历史长期处于残缺破损的状态，在往后的一百年中，虽说状况有所改善，但对于求贤若渴的联邦政府来说，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往往要高于资本上的流入，不，具体的的来说，对于当时拥有百分之以上财富的联邦政府来说，人才的流入，成为了当时的硬性需求。

而事情的转折点，则来自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福特·海沃德。

他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对经济规律的敏锐洞察，依据那份档案起草了联邦近五十年来发展趋势的草案。

这份草案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对联邦发展的预测极为精准。福特对各个区域的分析细致入微，从每年的发展趋势，到发展要素、地域性发展战略，再到地域性法律制定的推论。

都与此后联邦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高度吻合。

然而，湘海区却成了这个近乎完美草案中的一个谜题。

数十年后，这份草案的瑕疵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对于这样一名伟大的学者，人们自然不会去质疑他的权威，反而是帽子扣在了湘海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