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件发展过程和线索脉络梳理清楚后，杨道陵便冥思苦想起自己能够插入其中的节点。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或是哪个节点介入，都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大礼议”乃是皇帝与外朝的较量，而较量的媒介是以文书为载体的奏章、圣旨等事物。

因此，参与其中的都是两京的高低大小官员，而北京由于处于事件发生的中心，参与人员较之南京更为繁多。

作为外朝边缘人物的地方官员、武将勋贵等或是因为话语权不高，或是因为奏章运送的反应周期太太长，或是因为消息不够灵通，几乎没有参与其中的。

而内廷的太监宦官、锦衣卫等虽然聚集圣上极近、恩眷亦是深厚无比，但是介入方式只能是与皇帝面对面沟通，并不能下场直接参与到奏疏的大辩论中，因而也是不见身影。

将来杨道陵和邵老道走的路数，也注定是跟内廷相同，会直接与嘉靖打交道，而不具有外朝官员在潜规则、历史惯性、机制运作等方面的影响下通过奏疏展现出的舆论控制力。

换句直白的话说，就是内廷的人，行使权力的空间不在于机制与舆论，而在于皇帝权力的下移与对皇帝的影响。

那么杨道陵想要介入外朝事件，隐于幕后扶持代理人也就成了必须。

这也是他为何还在江西的时候就笼络了王荩、赵春、刘毅、刘顺等一系列官员或官员预备役。

不仅仅是为了形成一个“杨党”（不是杨廷和的杨），更是需要代理人在国朝特色的官场模式中立足外朝。

外朝加内廷，才是国朝体制下合格的权臣模式。

比如张居正这个太师，一手通过考成法和六年一次的京察来掌控外朝，一手通过与冯保合作来掌控内廷，达成了跨越内廷外朝的权力范围，这才能让他说出“吾非相，乃摄也”的豪言。

而像严嵩一类的权臣之所以能成为权臣，也不仅仅是靠在外朝通过师生关系、提拔关系、同年关系、同乡关系、攀附关系形成“严党”，也同样需要和内廷中的人物打好关系，比如道士陶仲文。

否则皇帝身边的人稍微说上两句坏话，甚至只是不说好话，经年累月之后可能就会让权臣失去圣眷。

比如以后的首辅张骢，虽然与嘉靖在大礼议的时候培养出亲密的伙伴关系，但是由于性格暴躁而骄纵，又没有内廷的人在中间作润滑油和缓和剂，于是在气愤的嘉靖多次罢免之后，终于彻底致仕，脱离了权力中心。

再比如以后的首辅夏言，虽然也是通过礼法方面的造诣得到嘉靖欣赏，短短数年之间就连升十级入阁，但是在外朝严嵩等人联合内廷的陶仲文联合上奏疏、上谗言之下，也落得身死的凄惨下场。

相反，以后以后再以后的首辅徐阶计除严嵩之时，用到的内廷道士蓝道行也算一个关键棋子。

对于这些本身立足外朝的权臣来说，可以说“成也内廷，败也内廷”。

而没有内廷辅助的首辅，可以说是不可能成为权臣了，比如杨廷和。

杨廷和在正徳朝便入了内阁，虽然作为帝师而颇受正德皇帝朱厚照机遇，但是各项提议几乎没有被采纳过。

原因就是朱厚照与内廷中各个宦官亲近，而杨廷和则与其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