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二十一年乌桓举兵南下，直抵五阮关，汉名将马援正是在此伏击了乌桓大军，迫使其北遁。三国时期亦沿用五阮关之名，然而其名之由来已无可考证。

至于紫荆关之名，则是得于遍布紫荆树的紫荆岭，其名始见于南宋嘉定二年，其年元太祖成吉思汗败金兵于宣德府，怀来，兵临居庸关下，准备一举攻下金中都，然而金兵凭险据守，元军久攻不下，“蒙古主乃自以大兵趋紫荆，败金兵于五回岭”。

从古至今，一旦脱离了军事活动，控制交通孔道的关隘在史籍中的出现频率往往就会大幅度下降，然而实际上无论是边境贸易，驿站邮政，人口牲畜的流动，都无不控制于雄关险隘。

若以紫荆关这个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城寨为中心，向东南下紫荆岭经九十里可至易州，东取涿州，再东南九十里便是保定府，而由关城向西，逆拒马河而上七十里可至浮图峪，即飞狐道，由此而西四百里即是大同。

地记太行八陉，六曰飞狐，七曰蒲阴，飞狐即广昌，也就是后世的涞源。蒲阴陉即指紫荆关。

由紫荆关而西南一百二十里可至插箭岭，中途亦多是平原丘陵，取插箭岭便可顺势南下倒马关。至于出关北上，沿拒马河可直抵京师，亦可围攻沿河口，居庸关，并能远通宣府。实在是：南阻盘道之险、北负拒马之渊，近以浮图为门户，远以宣大为藩篱，一关雄踞于中，群隘翼庇乎外，规模壮丽，屹然畿辅保障云。

发生在紫荆关的战事可谓多矣，除了前面提到汉与乌桓之战，蒙金之战而外，元朝致和初年，“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入紫荆关，游兵逼大都城，南燕帖木耳败之于卢沟桥，乃却。”

由此而知，即便是在王朝大一统的和平景象下，依旧不能放松对紫荆关的护守，基于此，明王朝对紫荆关的防御重视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朱元璋在统一北方后，大将华云龙言：“紫荆关芦花山尤为要路，宜设千户所守御之。”朱元璋听取了华的意见。

明太宗迁都北京，将战略重心北移，同时也显示出了此时明王朝军事实力的强盛与出击蒙元的决心，“国朝永乐二年始设茂山卫百户一员，领军守之”。太宗皇帝的多次北征与蒙元的远遁，给相当薄弱的长城防守留下了很大的喘息空间，而伴随着明朝国力的亏空与蒙古的复苏，长城沿线的防务再度被重视起来。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明初的长城防守体系并不象后世在地图上标注的那样由北京怀柔至山西老营分为内外两道防守，在明朝的很长时间里，都只是在对外长城进行着不断的修筑填补，内长城的城墙与墩台的完善，是明中后期的事情。也正是基于此点，一旦宣府大同一线的城墙被蒙古骑兵掘口而入，紫荆关将直接面对来自大同，沿拒马河东进的骑兵与从宣府南下，攻居庸不下的两股火力的威胁。

这种形势下，在山北坡地上屯兵筑城，既可控制城下东西向的拒马河河道，又堵住了南北走向的山陉，无疑为首选之策。不仅如此，正统十四年设守备指挥独辖一城的军务，更使明军在紫荆关的防守初步形成了规模。

正统末，上亲征也先，至大同乃议旋师，诸将皆言宜从紫荆关入，王振不从，遂有土木之祸。英宗被俘于土木堡，明军溃败。“未几，也先至大同，入犯紫荆关，拥上皇而南”，企图一举灭亡明朝。

十月丙辰，太监喜宁引虏骑攻紫荆关，副都御史孙祥与之相持四日，虏骑由他道潜入，腹背夹攻，关破。副都孙祥、指挥韩清、太监阮尧民俱死于阵。于是也先骑兵进薄都城，在遭遇了于谦率重兵组织的严密防守后，“也先遁去，其弟伯颜帖木儿复奉皇驾出紫荆关”。

如此惨败之后，明朝人意识到“言昨紫荆、居庸等关，既不能御敌之路，又不能遏敌之出，虽名关塞，实则坦途，盖士伍单敝，亭障缺贬，隧纵横而然，非朝夕之积也”。明王室在一方面修复、扩大宣大一线长城规模的同时，更加日益严密起了居庸关以南，经紫荆关至倒马关一线的长城防守。

今日之所谓“内三关“，即由此而来，“景泰二年复增城池，调保定右卫中千户所官军守御本关。景泰三年添设真定、神武二卫官军，春秋两班轮流操守“。至成化年间开始设军“岁于关备冬”。“弘治四年高铨言紫荆之险实被拒马间界破，若莫掩，请即其地增筑城堡，拨军戌守“，于是创设河北堡城墩台，并设副总兵分守之，直至此时，紫荆关的防守体系才严密起来。

想不到徐颉居然对紫荆关的历史如此了解，不光白玉京听的津津有味，便妙清杨恒冯国华唐顺之等人也一个劲儿的竖大拇指。

随着徐颉的讲解，众人已经来到了紫荆岭下。

白玉京坐在马背上向上眺望，不见宽敞的盘山公路，只有一条宽不过三尺的土路绕山而行，直通群山深处。

山路上有一队旗帜鲜明的兵马，可能是发现了山脚下的众人，渐渐加速，白玉京岿然不动，静静的坐在马背上等待，足有半柱香工夫，兵马终于来到了近前，一骑单独而出，马上一名虬髯壮汉，抱拳问道：“末将陈少阳，不知公公怎么称呼？可是东厂厂公白玉京白公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