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军，你去交代下去，就说是老夫的军令，让各部排出斥候到草原上看看。虽说这个季节北虏各部应该忙于放牧，没时间南下入寇，但现在大同刚刚出了大乱，难保北虏不会来趁火打劫。”

武大烈如蒙大赦，赶忙答应一声，躬身退出。

卫景瑗派出去，到榆林镇告变的信使一路上走的是大明驿道，一路上换马不换人，先姜镶一伙人一波把消息送到了榆林城中。

榆林城里面平素做主的自然是总兵姜让。在姜让被请去大同之后，榆林镇则交给了副总兵李策和兵备道刘学良。

刘学良是山东人，之所以被发配到榆林这样的边远军州来当兵备道，原因和卫景瑗差不多，都是因为得罪了朝中当政的大佬。

不过和卫景瑗不同的是，刘学良这人只有脾气，没有本事，到了榆林镇之后，除了整天哀叹自己怀才不遇，怨天尤人之外，对一切军政事务是能推就推，搞得自己在榆林镇上下威信全无。

刘学良虽然喜欢怨天尤人，但他的忠心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在接到了卫景瑗送来的告变书之后，刘学良第一时间将榆林镇中的大小将官召集起来。

在会上，刘学良明确表示，姜让姜镶两兄弟已经是背叛朝廷的乱党。如果姜让姜镶胆敢踏进榆林镇的防区，各部将官务必将其擒拿，敢有因私废公，放走乱贼的，跟乱贼同罪！

此时榆林镇军中并不是铁板一块儿，而是分为三大派系。

为首的自然是以姜让为代表的本土派。

此辈大多父子从军，祖上就是一起砍蒙古人的。几辈子交情下来，都是姜让的铁杆。

其次便是为了镇压农民军，从各地调到榆林补充兵力的外地兵将，副总兵李策便是其中的代表。

这部分人本来是跟本土派势力不相上下的。但是朱仙镇大战之后，外地兵将大部分被孙传庭调到了陕南围剿李自成残部，因此榆林镇的事务大多是由着本土派做主。

除了以上两派之外，还有虎大威一系的塞外降人派。

这一派都是蒙古人，或者是被虏到草原后又逃回来的汉人出身。之前虎大威说他在榆林镇颇有些故旧，说的就是这批人。

这些人因为出身问题，一直被榆林镇的本土派歧视压制。除了虎大威比较幸运，在剿贼战争中混出了名堂之外，其余大部分塞北降人都被安置到了榆林镇下属的各个守备营，顶在和蒙古人作战的第一线。这次开会也并没有邀请这些没有地位备受歧视的塞外降人出身的将官。

本来榆林镇上下，对朝廷的忠心是没话说的，但自崇祯初年开始，朝廷的军饷就时断时续。

榆林地处陕北高原的北端，土地贫瘠，降雨稀少，各部士兵都是靠着军饷吃饭的。现在朝廷的军饷保证不了，军心自然就不稳。

大家私下里对朝廷也是颇有怨言。许多底层的士兵更是直接南下投奔了农民军。

榆林镇这种军心瓦解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越演越烈。到崇祯十五年这会儿，榆林镇的将士与其说是凭着忠心为朝廷打仗，不如说是凭着惯性在军营里面混日子。

姜镶也是看到了边军将士对朝廷的失望，才敢动割据称雄的歪心思。

这种情况下，如果榆林镇有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巡抚镇守的话，各部将官可能还会卖巡抚一个面子，老老实实听话。

偏偏榆林镇巡抚出了缺之后，一直没有补上，代表朝廷说话的竟然是刘学良这么一个夯货，各营参将的心思可就不好说了。

不过眼下姜让姜镶兄弟俩不在，榆林镇的武官们没有领头的，一个个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应和刘学良，表示定当出尽全力，捕拿逆贼，献给朝廷。

刘学良哪里知道这些武夫的心思，还以为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效忠朝廷。他本身既不通军务，为人又十分懒散，开完会后将放心地把防务工作交给了副总兵李策，他自己则回到府中当甩手掌柜。

刘学良美滋滋地筹算着，自己这边数万精兵，收拾姜镶这几千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因此，他刚一接到姜镶所部抵达榆林镇的消息后，就迫不及待的在城头督战，想要在事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借此独占头功。

姜镶这边从大同一路赶回榆林，风餐露宿，身上的铠甲都烂了，疲惫以极。好不容易到了榆林城下，看到站在墙头的是一个自己不认识的文官，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饶是姜镶一向胆大包天，此时看见榆林镇有人站出来抵抗自己也是心惊不已，慌张地扭头看向自己的大哥姜让，问道:

“大哥，这鸟官是谁啊？”

从踏上榆林镇地界开始，姜让就夺回了作为大哥的话语权，姜镶也识趣地回到了弟弟的位置上，连说话都开始变得恭敬起来，

姜让瞥了一眼城头的刘学良，满脸不屑地说道：

“这鸟官马上就要死了，名字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