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它们之间放的是减号，那么结果就会是“0”如果放的是加号，答案则是“6”。

而如果是乘号，甚至把其中一个“3”，理解为立方数的话，结果又大不相同。

以此来说，数量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类群体，是否更拥有力量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曹操经常愿意看到，他对面的敌人越多越好。

又为什么，总有征服者，能够战胜数量超出他们倍的国家和族。

回到米国和清徒的话题上来。作为“自由世界的旗手”，米国文化中所具备的个体性、自由性，通常被过度放大。

这倒也不奇怪，毕竟，后世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米国文艺人，是这一特性的最大受益者。

在相关文艺创作中，这种放大符合自身的利益。

而当米国需要对外扩张影响力时，政府也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开放性。

然而，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入文明时代，说到底是因为比别的生物更有组织性。

意识态也好，政府也罢，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提升这种组织性。

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米国的清徒文化，只是培养出了一群自由、散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断然不可能成就后来的米国的。

从“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移民组织中，大家已经感受到清徒文化中，所带有的强烈集体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点，去看看英国乃至西欧，是如何在16世纪的宗改革中，一步步裂变的。

作为意识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宗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无出其右。

“一教”则是，这一意识态发展的顶峰。

在弥合不同族群意识态以形成合力的问题上，排它性的“一神”仰，在技术上最为简单，也最容易普及。

当然，长期来看，这种以宗为粘合剂的努力，并不能彻底拉近，彼此在地缘基本面上距离。

最终你们会发现，即使在某一历史阶段，意识态的统一，看起来获得了成功，但接下来，

势必又会以各种“修正主义”的形式，变异出与基本面贴合的派差异。

实际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使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一个意识态也会自然分裂。

这使得治家们所面对的，往往只是一道选择题。

比如，曾经被阿伯人征服，但文明史更长、地缘独立性强的波斯人，在脱离阿伯人的统治之后，

就只需要选择不太被，阿伯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什叶派”立国，便可以彰显自己的立性了。

在教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分裂。

一次是公元11世纪的东、西会大分裂。

由此诞生了，立足欧洲东部的“东正”，以及覆盖西欧的“罗马教”。

另一次，则是我将要讲解的，发生于16世纪的新、旧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