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更突显商业基因，喜欢通过控制物流，而获取最大商业利益的荷兰人相比，

清徒们的这些综合属性，显然更有利于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这些特质，不仅帮助那两万名清徒，在“新英格兰”地区站稳脚跟，并在人口上，

逐渐压倒有国家力量支撑的南部殖民地，及相邻的“新法兰西”，更为后来的米国注入了文化核心。

不管用哪种意识态做粘合剂，一个社群的形成，始终都还是要有一套管理体系。

以教会的管理形制来说，总共有三种：主制、长老制，以及公理制。

在教新思想诞生之前，无论是教还是东正所采取的都是“主制”。

不同点在于，教体制是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上，以至于会在地缘治层面，诞生“皇国”这样特殊政治单元来。

至于“东正”，则是将整个主体制，置于王权之下。

单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说，神权在上的模式，会更容易造成治上的分裂。

王权在上的模式，则有利于让整个祭司阶层为治服务。

你们可以把这种服务，理解成维护王权，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为，这种结构，有利于国家和族的统一。

对于一个有权力集中倾向的管理体系来说，主制的优点是最为明显的。

金字塔式的祭司体系，本质也是一种官僚政治。

虽然官僚治的诸多弊端一直被批判，但一套运行良好的官僚体系，却有利于自上而下的管理。

而对于担心这套祭司体系，对世俗治产生影响的国家来说，将之置于政权之下即可。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宗改革，看起来并不如新倡导者，所期待的那样，只是技术上，

将原本的英国会与罗马廷脱钩，置于王权之下罢了。

事实上在16世纪的宗改革中，英国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

比如，在义上跟随路德派的北欧诸国，沿用的也是主制，并且由君主兼任最高宗领袖。

由此，后世的人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的教体系，会以在治上服从管理的，“自爱国会”形式而存在了。

说到底，无论宗改革者和仰者，是出于什么目的皈依，最终他们都会发现，唯有与世俗的治体系相适配，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当然，从本质来说，宗和仰本身，更重的是精神层面的指导，或者说更加的感性，而世俗社会的发展，更需要的是理性思维。

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仰，在与现实社会需求相融之后，都会有部分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信众，

希望回归仰的原始状态，这就是所谓“原旨主义”。

以此标准来看，新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场教“原旨主义”运动。

只不过，无论哪种原旨运动，如果有机会登堂入室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有所修正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