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钱余又进了实验室，与三位学生一起做实验。有了“共同搬砖”的经历，学生们和钱余也越发熟络，还常常主动与他聊天。

“钱老师，上次来开组会的那位硕士生，他会到这儿读博吗？”

钱余耸了耸肩，回答道：“不清楚啊，也没见他再联系我了。”

学生想了想，最终还是把心里话说了出来：“钱老师，我觉得都是因为你‘太诚实’了。”

“你是指我毫无保留，把实验室的现状，通通都告诉他了。”

“对呀。”学生们纷纷点头——您老也忒老实了。

钱余不由得笑了笑：“这不都是有目共睹的嘛——即使我不说，人家也有眼睛、能看见啊。还不如就大大方方地承认，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说是这么说，可万一来这儿参观过的学生，最后都嫌弃实验室的条件，那岂不是很难招到博士生了？”

“那我也不能为了‘骗’学生来这，就把自己的实验室吹得‘天花乱坠’呀。”钱余笑着摇了摇头，“而且，这毕竟是‘双向选择’嘛——我挑适合自己的学生，那学生自然也能挑自己喜欢的导师了。”

三人点了点头，可忽然没有人继续开口搭腔了。

于是钱余问道：“你们呢？当年选导师的时候，你们应该也会考虑很多方面吧。”

“当然也会考虑很多，但总觉得……”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时的情形。

“是不是觉得自己像只‘无头苍蝇’，总有些迷茫——譬如，看似有希望的目标，自己好像又不是很想去。而一些想去的实验室，好像自己又没什么把握。”

“钱老师当年也这样吗？”

钱余不禁笑出了声：“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呀，我当然也经历过这些。”

2015年3月，钱余也曾经是只“没头苍蝇”，东奔西撞。

当年钱余提前了十几天到校，只为在参加研究生复试之前，对有意向的导师挨个进行了解——钱余对“胚胎发育”感兴趣，于是他将学院研究动植物发育的实验室，都一一罗列出来，再细看他们的研究内容，仔细筛选。

虽说他在网上查到了导师的大致信息——包括其研究方向、在研课题、已发表文章、教育及科研经历等等，但导师的为人如何，课题组科研条件如何，师兄师姐们是否容易相处……如此种种，都需要钱余亲自前往实验室，才能知晓“内情”。

钱余首先去见了几位导师，和他们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但时间都不算久，最长的也就半个小时——不过寥寥数语，又如何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呢？

向实验室里的“前辈们”求“指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钱余大胆开口询问，又“旁敲侧击”，可得到的答案却是五花八门。

一些师兄师姐不愿多言，只顾闷头做实验。钱余自知打扰对方，就往休息区另寻人“解惑”。

多数学生还是会友好回答，但他们的大部分言语，都较为隐晦含蓄，听上去像是极为公正的“套话”。这些评论对于钱余而言，帮助不大：

“我们实验室……算是，还过得去吧。”

“我们‘老板’，人还行啊……”

但也有少数人，能够直言不讳。更有甚者，曾直接告知钱余，让他不要考虑自己所在的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没啥钱，发不了多好的文章。”

“我们‘老板’人不好，你可千万别来……”

不过有位导师也大方，直接让自己低年级的学生，带着钱余去食堂进餐，并保证报销餐费，也顺便让学生为自己“刷刷印象分”：

“我们实验室相对自由吧，‘老板’不会强迫你每天必须几点到，平时做实验要用到的试剂，他也不会为了省钱就不买……至于‘老板’本人呢，有点闷，但是要求严，生起气来还真是挺凶的……”

这吃一顿饭的功夫，确实能打听不少。可研一的学生入学尚不足一年，接触最多的不过是“如何做实验”——而导师的科研想法、对课题的把控能力、与学生的实际关系等，恐怕只有高年级学生所说的话，才更具有“权威性”。

“记得那天吃完了那顿饭，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实验室，顺带问了问这些‘外人’，对于前一个实验室的看法。”钱余回忆道，“结果一位师兄说的话，反而让我对那位大方的导师‘望而却步’了。”

那位师兄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你要是想去他们那儿，可要认真地考虑好咯。我同寝室的师兄就是他们实验室的，本来他去年就该硕士毕业了。听说研三时，他因为发文章的事情，和自己‘老板’吵了一架，具体也不清楚是因为什么。结果他就和我们研一新生成了室友，到现在都没能申请毕业答辩……”

学生又问钱余：“那您最后怎么选的导师呀？”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吧。”

当年尹学治并非钱余的“第一意向”，但他最终加入了这个团结和睦的队伍——在钱余看来，有很多运气的成分。

说来也巧，钱余挑选的这些导师，都是研究“生物发育”的，但他们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专业——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而每个专业的集体面试时间，恰好是相互错开的。于是，钱余第一天上午先去了植物组，下午去的生化与分子组，晚上再去发育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