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可怜的母亲

一九七七年春，道场边上的两棵高达五米的杏子树开满了白花，微风吹过，树枝摇曳，从远处看，那朵朵杏花像极了一片片飘舞的雪花。

这天母亲干活回来，突然咳嗽得厉害，且咳出的痰里还伴着血丝。

二姐似乎预料到了什么。

其实近段时间，她也注意到母亲身体的变化。

很明显的，母亲瘦了。

她私下告诉父亲，母亲可能感染上了肺结核。

但父亲不信，让她不要瞎说，还讲一屋子人在一起吃饭睡觉那么久都没有被你传染，未必就你母亲一个人抵抗能力差。

二姐还是坚持要父亲带母亲去荆州的大医院里看看。

检查结果很快坐实了二姐的猜测，母亲患上了肺结核。

她很固执，医院住了不到三天，就强烈要求出院。

明里跟医生说，治疗这病靠养，我回家会比较好。

其实呢，她是怕花钱，屋里的二姐也还生着这病呢。

医生争不过她，便开了“出院证明”，由她去了。

回到家的母亲即便是有病在身，可面对集体的活，她一个也没落下。

“三伏天”正值农村的“双抢季”，割了早稻，必须马上整好田，立即赶插晚稻秧。

天气太热，队里有人劝她就不要下田割稻子了，毕竟是病人。

但谢过好意后，她镰刀一拿，袖子一捋，直直地就下田干活了，且与常人相比，速度丝毫不落下风。

忙完“双抢”，母亲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她不得不和二姐一样，卧床休息了一段时间。

可等身体稍稍恢复了些，个性要强的她又开始参加集体劳动了。

十月，待队里的晚稻收割之后，母亲还带着我和大弟去田地捡那些遗落的谷物。

她虽然没读过书，但她明白“粒粒皆辛苦”的现实意义。

一九七七年年底，在河南确山服役的大表哥梁全复员。

仅仅半个月之后，二表哥梁贤华便穿上军装，坐绿皮火车去了驻扎在河南洛阳的部队，并于次年二月中旬，随大部队远赴广西宁明参加了那场声势浩大的“自卫反JI战”，历时二十八天，终于凯旋归来。

一九七八年春，又是杏花绽放的季节。

母亲病情加重，才确诊肺结核一年时间，她的体重便由九十多斤降到了不足七十斤。

父亲、三姐和大弟要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照顾母亲的重任全部压到了二姐身上。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在家一年多的调理，二姐身体恢复得很好，父亲说她被我们一家人养得白白胖胖的。

但好景不长，有天队里组织插早稻秧，因人手不足，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大手一挥，让三姐回去喊二姐来下田插秧。

既然父亲发话了，二姐哪里会说半个“不”字。

等插完秧回家，她就开始持续低烧和咳嗽。

母亲问她干什么去了？

她说，队里人手不够，父亲让她下田插秧了。

母亲心里暗叫“不好”，拖起生病的身子急匆匆地赶去大队医务室拿药。

去年“双抢”期间，她身体吃过大亏。

令其没想到的是，到了今年，父亲居然将女儿的病情视为“儿戏”？

她非常后悔，为什么三姐回来喊二姐出门时，她没有多问上一句。

可能父亲也是担心队里干活的人手少，怕影响集体的声誉，所以才喊二姐去帮忙的。这么一想，她心里才释然了些。

有了母亲贴心的照顾，二姐的身体渐渐好转，十九岁的年纪，抵抗力还是有的。

母亲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瘦了，父亲忙于生产队的活，对家里的事，他根本无瑕顾及。

六月下旬，学校组织期末考试，我们初二年级三十多人参加。

如果考试成绩合格，将到川店中学继续攻读初三。

如果不合格，同学们就可以和父母一样，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了。

我对考上初三充满信心，哪怕应市中学能考上川店中学初三的整体升学率仅有不到百分之三十。

甚至班主任郑启春老师还提前恭喜我，且在离校前，他赠送我一个硬壳的塑料笔记本留作纪念，扉页上写着：读高中，上大学，为了你的理想而奋斗！

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老师对我的未来，那是寄予厚望。

整个暑假，我除了烧火做饭，包揽家里六口人的一日三餐外，没事的时候，我就把初一和初二读过的书拿出来复习。

七月中旬，在应市大队看露天电影时，大队的广播通知考上初三的学生姓名，我排在第一位。

考上初三，我知道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高中，还要考大学呢。

那短短两个月的暑假时光，如今回忆起来，依然觉得无比温馨。

母亲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有我在身边陪伴，她的精神状态不错。

八月下旬属于是“农闲”，又是最热的“三伏天”，队里也没什么活要干。

母亲让我送她去姑妈和大姨家各玩了几天。

那时候的母亲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她瘦得几乎不成样子。

几里的路程，母亲在路上走不了几步便气喘吁吁，我背起她

感觉轻飘飘的，体重就像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

从姑妈和大姨那边玩了几天回来后，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之前是咳出血丝，现在直接发展成吐血了。

九月份开学都一个星期了，我的“通知书”却还迟迟没有到，那时候报名必须凭“通知书”。

母亲在家急得不行，让我到学校问问。

我找到班主任郑启春老师，他以为我早就去报名上学了。

得知情况后，他带我找学校领导进行核实。

很快，学校给我开了份“情况说明”，并附上我初二的“期末考试成绩单”。

告别郑启春老师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川店中学，校领导在得知具体情况后，迅速给我办理了入学手续。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平稳落下。

等我从川店走回家，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佝偻着身子倚靠在门边上，那西斜的太阳照在她身上，犹如给她披上了一件红色的霞衣。

我喊了声“妈”，接着就是一路撒丫子狂奔。

母亲嘴里哆嗦着，我说上学的事办好了，她脸上旋即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拉着我的手就往屋里走。

她是担心我饿坏了。

我扶着她来到灶前，母亲探起身子。

我抢先一步揭开锅盖，在温水中间，两个油炸过的鸡蛋搁在满满一碗大米饭上面。

苦菜饭和南瓜饭我们是吃得少了，现在的主食以咸榨菜和豌豆酱为主。

哪怕家里喂的几只鸡下了蛋，也都是攒个一段时间，再拿去卖钱来补贴家用了。

湾里“串门”回来的二姐告诉我：母亲从我早上出门后就时不时地靠在门边凝望着那条路。

我想“望眼欲穿”大抵上也就是这么个出处。

第九章：遗憾

一九七八年九月底，大姐生下小外甥朱义。

十月的“满月酒”，那么喜欢热闹的她之所以没去，因为身体不允许了。

她整夜咳嗽并持续低烧，吃药打针对她的病情已经没有了任何效果。

也请大队医务室的医生来看过，对方见了她的模样直摇头，且私底下告诉父亲：母亲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放假，我回家拿菜。

没见二姐，问人去哪儿了？

母亲说，嫁到当阳两河口的小姨又有喜了，她让二姐提了些鸡蛋去看望。

我虽然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是有点怨言的：因为母亲病重，二姐你怎么能走开呢。

眼前的母亲早已瘦成了“皮包骨”的模样，她说话时，喉咙里好像拉风箱一样，整个人也没了一点精气神。

我心疼地搂着她，轻抚她的脸，感觉皱皱的、凹陷的、干巴巴的；衣服穿在她身上，空落落的，完全靠骨头架子支撑着……

“朝金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靠在我怀里的母亲一遍遍地叮嘱我。

当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时日无多后，我跑到屋后的竹林痛哭一场。

我没跟父亲商量，直接到学校同班主任说明情况，请了三天假，我想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时光。

母亲疑惑地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

我说，放假了。

她不相信，一再地追问我。

我也不想骗她，便说了实情。

听后她眼眶噙泪，沉默，不发一言。

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她早上“破天荒”地跟我说，晚上想喝鸡汤了。

母亲胃口开了，好事啊，管它生不生蛋的，我赶紧烧水、杀鸡。

上午，父亲突然回来说，队里有人开拖拉机去川店，问我要不要坐车去学校，这样的话，省得明早要赶那么远的路。

我是不想今天就去学校的，但母亲听到有“顺风车”，让我赶紧收拾东西。

她是担心我耽误了学习。

中午在学校吃过饭没多久，我就被班主任喊过去，他告诉我，有人带信过来说，我母亲去世了。

哪怕我已做好了母亲可能会随时离世的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是眼前一黑，甚至有种灵魂瞬间被抽离的感觉。

十多里地，我是一路小跑回去的。

母亲安祥地躺在床上，就像平时睡着了一样，我跪在她的面前一边烧纸一边嘴里不停地喊着“妈”。

大姨和大姐哭得最为痛苦，幺婆婆和三姐站在旁边怎么劝也劝不住。

父亲安排我和堂哥周朝发拿了块花布，去找裁缝给母亲做“寿衣”。

三姐去大队买了些白布、黑孝带和糖果之类的回来。

大姐夫借了辆自行车去通知远在当阳两河口的小姨一家，顺便将二姐给带了回来。

姑爹锯了屋旁的那颗老桑树，亲手给母亲打了副棺材。

三十七年前的那个早上，初来乍到的母亲第一次喊他“哥哥”的场景，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如今，他却要亲手将妹妹放入棺中，还给苍茫大地。

“寿衣”拿回来后，我由福新三爹带去队里请抬棺的“八大金钢”。

依当地风俗，“八大金钢”不能为直系亲属，并且必须是结过婚的人。

每到一家，我都会跪请、拜谢。

在天黑之前，父亲带着“八大金钢”挖好了安放母亲棺木的墓穴。

母亲的坟地位于我家东南方向约一里地的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是父亲选的址。

这里地势稍高，天气晴好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家道场。

莫非是他俩提前商量好的？

我想，母亲肯定是放不下我们，即便她不在我们身边了，但也希望继续守望着我们健康成长。

夜里，堂屋亮起了两盏煤油灯，母亲的棺木摆放在中间位置，供前来悼念的亲友们作最后的道别，花圈被整齐堆放在门口两侧。

我们五秭妹负责“守灵”，三个姐姐早就哭到声音嘶哑，眼泪流干。

我和大弟轮流跪在地上烧纸。

每隔上一会儿，我会去半开的棺木里看看母亲。

我多么希望出现奇迹，母亲突然坐起来，再和我们说说话，哪怕一句也好。

次日，天刚放亮，我们吃过早饭，就开始出殡了。

那天的天气出奇地好，都十一月中旬了，穿一件单衣却不觉得怎么冷。

披麻带孝的我是长子，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是抬棺的“八大金钢”，再往后是亲友们，大弟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后。

一路上，很多亲友都在叹息母亲这短暂的一生，却吃尽了几辈人的苦。

外公也来了，他近两年患上了“血吸虫病”，右腿一直浮肿。

那个病反反复复将他折磨得苦不堪言。

在母亲棺木放入墓穴的那一刻，他哭得老泪纵横。

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作为父亲的他又怎么能不悲痛呢！

待我和大弟往棺木上洒了些泥土后，“八大金钢”就开始着手填土了。

一个坟包很快被堆起。

师傅确定好棺木的中间方位后，我拿起准备好的木板，站上坟头，开始夯土。

木板被高高举起，再重重砸下，一下、两下、三下……

姐姐们将糖果抛洒在夯实的坟包上，花圈平铺在坟包的周围。

焚香、烧纸、放鞭，哭声又起。

有些麻木的我跪着嗑完头，站起来就感觉脑袋一阵眩晕袭来，险些栽倒，三姐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待我缓了几秒后，她跟我说：那是母亲在跟我作最后的道别……

是的，我感应到了。

母亲是自杀。

事后，我估计她的本意是，准备吃完我专门为她做的鸡汤后，再挑个日子去的。

其实自从查出病情后，她就想过自杀。

屋里二姐生病，现在她也病了，农村贫苦家庭怎么能同时养活两个病人呢？

但她又不甘心，四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家，她就是死了，也会死不瞑目的。

走上绝路，是她实不扛不动了。

病情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受控制，她连走路和说话都显得困难重重。

试问，即便生活再苦再累，谁又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之所以会选择这条路，那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存在已成为家庭的拖累。

那天上午我走了没多久，她便用一根细细的芝麻绳子，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先发现她的人是准备回家吃中饭的父亲，湾里的泽伟姑爹也急匆匆跑过来参与了急救，可惜一切都迟了。

直到如今我都有个深深地遗憾，那就是母亲最后的愿望，我没有帮她实现。

第十章：二姐离去

母亲去世几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年底，川店公社下发的“学习文件”上，要求基层干部要实现年轻化和知识化，而父亲年近五十和大字不识一个却是实打实的硬伤，加上对母亲思念成疾，他找大队书记说明情况后，主动将生产队长一职留给了队里有文化的年轻人。

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我的脚后跟生冻疮已经连成片了，每天下晚自习回宿舍睡觉，光脚的我都害怕脱鞋，因为一脱鞋，那个鞋后跟就会将生冻疮的表皮给带走。

由于上晚自习用的是那种没有灯罩的煤油灯，初三那年，我的视力也出现了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