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暄不是学文科的，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虽然耳熟能详，但是生卒年月和具体生平却不是很清楚。知道司马光写下《资治通鉴》，也知道有名的砸缸的故事，却不知道原来他与嵩阳书院也有那么多渊源。听师兄的口气，司马光是从开封迁居洛阳之后，才开始写《资治通鉴》的？那是什么缘由让司马光离开当年的政治中心开封的？

“司马先生迁居洛阳一事可有什么内幕吗？原本先生不是很受官家重用的吗？”范暄很八卦的样子问。

“还不是因为跟王相公的政见不同嘛！据我爹爹讲，王相公认为解决国库空虚要开源，不能只是消极节流，他主张‘不加赋而国用饶’。原本呢，司马先生与王相公相知甚久，意见相合，都认为解决国库空虚，是当务之急。但是，当王相公推出一系列“变风俗，立法度”的方策之后，司马先生开始反对。”

范暄一听，这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吧？中学历史课上讲王安石变法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后来废止了，难道司马光就是守旧势力？太可惜了，司马光这样彪炳千秋的人物，怎么能成为阻碍变法的绊脚石呢？以前中学时历史考试，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都是相似的方法：先是背景，然后是变法内容和作用，最后是变法的意义、局限性，以及失败的原因。总之都是正向评价变法的，失败都是因为触及了权贵阶层利益，遭到守旧势力反对等等。范暄忽然觉着心中司马光的形象有一点点坍塌了。

“前年夏天，开始施行《均输法》，朝廷成立了发运使，掌管各地的物资储备、转运，调剂有无、权衡贵贱。如此一来，当遇到灾害、战事之时，朝廷就可以顺利征调财物，还能防止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这样的方策不是挺好的嘛？司马先生为何要反对？”范暄问。

“司马先生在廷议时讲的也有道理，国家太大，民情上传和政令下达都不通畅，朝廷调控不当的事时有发生。而且，发运使的官员也有私利，官家与朝廷又难以事无巨细地管着，必然会造成与民争利，形成新的物资垄断和以权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