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刘玄德三顾草庐、定三分隆中决策”章节描述得很精彩，画面十分唯美，也很有戏剧张力。

先是吃闭门羹（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叩柴门，一童出问。玄德曰：“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曰：“我记不得许多名字。”），又是云游不知去处（玄德曰：“何处去了？”童子曰：“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玄德曰：“几时归？”童子曰：“归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又是张飞的不耐烦（张飞曰：”既不见，自归去罢了。”张飞曰：“孔明又访不着，却遇此腐儒，闲谈许久！”张飞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张飞曰：“天寒地冻，尚不用兵，岂宜远见无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张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张飞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张飞一共发了七次牢骚，而关羽只发了一次牢骚（关公曰：“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又是锄耕而歌（农夫一边耕田一边唱歌）、击桌而歌（石广元、孟公威在酒店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草堂而歌（童子一边读书一边唱歌）、骑驴而歌（黄承彦一边骑驴一边唱歌），又是主人公神仙一般的出场（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我们姑且当演义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有人分析，一是演义就是小说，小说讲究曲折悬疑，这样才好看。二是通过这样抬高诸葛亮的形象（被刘皇叔三请，才请出来的），寄托自己未能遇到明君、出师未捷的失落感（罗贯中曾经做过张士诚的幕僚，不过张士诚最后败于朱元璋）。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刘备“三顾茅庐”，还是诸葛亮“北行见备”呢？

不同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相反。

一种是刘备“三顾茅庐”。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是刘备主动拜访诸葛亮，而且一共去了三次或者多次，才见到。（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一种是诸葛亮“北行见备”。据《魏略》记载，刘备当时屯兵樊城，诸葛亮向北而行见的刘备，而且因为与刘备不是故交，自己过于年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刘备屯於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

《三国志》是陈寿所著，也就代表了陈寿的观点。那么做裴注的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呢？裴松之认为，诸葛亮自己上表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那么就不是诸葛亮先见的刘备，这是很明白的了。（“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

自古以来，大多数学者采信了陈寿的“刘备三顾茅庐说”，体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诚意。民间也广为流传了三顾茅庐的故事，因为这符合人们对这段君臣际遇佳话的心理预期。

现当代一批学者亦对此问题作了研究。

持肯定刘备“三顾茅庐”说的，认为：“三顾茅庐”首见于诸葛亮所著《出师表》。此表系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创作于建兴五年（公元226年），距离“三顾茅庐”时建安十二年冬至建安十三年春（公元207年冬至公元208年春）仅相隔20年左右，当时还有大量当事者（如……）在世，且诸葛亮贵为受托孤之命的蜀汉丞相，于情于理不会不敢说谎话。所以，虽为诸葛亮本人自述，是可以采信的。

也有大量持孔明“北行见备”说的。

重庆师范大学史式教授开门见山地发表了《刘备并未“三顾茅庐”》文章，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刘备并未‘三顾茅庐’。”主要理由是：一，虽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被列入“正史”，鱼豢所著《魏略》没有列入“正史”，但就史料价值而言，《魏略》高于《三国志》。鱼豢是魏国有名的史学家，计事认真，与诸葛亮是同时代的人物。在《前出师表》未问世前，鱼豢已经开始撰写《魏略》，并记下了诸葛亮去拜见刘备的事。反观陈寿比诸葛亮小五十多岁，在七八十年前到底有没有“三顾茅庐”一事，除《前出师表》外，并无旁证。二，如果真的有这段君臣佳话，应被传播开来，记入一些著作，但20年间从未有人提起，也不见于任何著作。所以，诸葛亮在说假话，陈寿轻信了诸葛亮的话。

陈廷志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位毛遂自荐者，他一生的成功根源便在于此”，并进一步分析，从当时天下局势不容等待观望，刘备创业初期诸葛亮地位不算太高、几乎说不上话，上表《前出师表》时刘备已经过世且诸葛亮位极人臣，诸葛亮想刻意掩饰前期地位较低、包装自己高大形象等角度看，是诸葛亮毛遂自荐。

那么，两者是否完全矛盾且不可调合呢？

也不是。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所著《品三国》中说：“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

为什么呢？易中天教授也进一步给出了解释，因为“诸葛亮先去找了刘备，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

我基本赞同易中天教授的观点，但想作略微修改。

第一，“三顾”，可以是三次，也可以泛指多次，就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的“三人”泛指多人一样。

第二，刘备之所以“三顾茅庐”，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表达诚意，更重要的是《隆中对》如此重大的战略部署，很可能不是一次就可以谈好的，需要多次沟通，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方能形成共识。

为什么呢？

因为刘备选择了诸葛亮，诸葛亮选择了刘备。这是双方，甚至是以刘备和诸葛亮为代表的两个政治集体慎重考虑后的结果。

襄阳五中教师甘忠银编撰的《千古智圣诸葛亮》一书亦分析道：

襄阳是刘备和诸葛亮君臣遇合，走上政治舞台的地方。诸葛亮躬耕隆中期间，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说明他有出将入相的追求，刘备的出现正好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

刘备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其家族世代任职于州郡，祖父刘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县县令，刘备本人求学于大儒门下，刘备家族虽不显贵，但也有一定社会地位。刘备父亲刘弘去世，导致家道中落，刘备与母亲织席贩履，过着平民生活。

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之前，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奋斗了十几年，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空捞了一些虚名。自起兵以来，始终没有自己的地盘，军队人数少得可怜，无法立足于北方，两次到徐州，两次离开徐州，先后投奔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人，长期寄人篱下、颠沛流离。前期不太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投奔刘表、寄居新野期间，逐步认识到谋臣的重要作用。

据《隆中对》，刘备对诸葛亮诚恳地说：“我才智和谋略短浅，于是事业失败，所以才落得今日的局面。”（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

刘备对诸葛亮说的都是实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三顾茅庐前，刘备接纳了前来投靠的徐庶，拜请了司马徽出山（隐居南漳、谢绝不出）。在与徐庶、司马徽等襄阳名士交往过程中，二人皆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才有了后边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

有学者分析，鉴于诸葛亮与荆州在朝（刘表长子刘琦）、在野（荆州势力最大的显赫家族蔡氏）两大势力都有关系，可以说，诸葛亮是荆州士族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完美代表。

从这个角度讲，刘备三顾茅庐请的不仅仅是诸葛亮，而是包含诸葛亮在内的整个襄阳名士群体。刘备希望通过他不辞辛劳地“三顾”，以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姿态向襄阳士族群体发出强烈的邀请信号，邀请他们加入到自己麾下。

四川师范学院冯文广教授在《刘备、诸葛亮关系考》一文中，有一章关于“备亮关系的立足点”的论述，颇为精辟入理。主要观点如下：

刘备与诸葛亮都是政治家。史称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善有高祖之风。”对其亲信近臣、故人谋士，如关羽、张飞、赵云、庞统、法正等，有着一种战争时期不像君臣的关系，常常“同席而坐、同塌而眠”，可是备亮之间，却自始至终严守着君臣等级关系，既不见同塌而眠，也不见平等地活泼、融洽地开过玩笑，即便是三顾草庐之举，也涂满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为何？备亮关系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家之间的政治结合，不是情趣结合。

这种政治家之间、甚至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结合，必然会有一个接触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三顾”，“多顾”都是可能的。

我认为，综合刘备求贤若渴的态度，诸葛亮出将入相的抱负、忠贞不二的人品、位极人臣的地位，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北行见备”都可采信，互相之间并不矛盾。

往事越千年。至于说刘备、诸葛亮，谁先见的谁，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刘备“三顾茅庐”是确定无疑的。

1990年，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为襄阳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今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除此之外，近现代亦有缪鉞（浙江大学教授）、张传玺（北京大学教授）、朱大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敏（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朱绍侯（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石泉（武汉大学教授）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一致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湖北襄阳隆中。

《诸葛亮躬耕地望在襄阳隆中——湖北省史学界探讨的观点综述》、《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讨论会综述》等学术研讨综述亦发布“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三顾茅庐只能在襄阳隆中”学术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以持“南阳说”为代表的人群误解呢？湖北省三国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亮宇老师在其博士论文《湖北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述考》中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南阳说”与“襄阳说”二说焦点问题有：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南阳与今南阳的关系；东汉末南阳郡是否囊括襄阳隆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地著作该如何解读。

通读该论文，可以得出结论：

一是东汉末年，凡是称“南阳”即指南阳郡，“宛”是县名，是南阳郡治所在的宛县。

二是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诗人抽象、笼统、含蓄的怀古诗词，不能作为信史。

三是魏晋以后，无任何史籍记载南阳是诸葛亮躬耕地，《大元一统志》虽有记载，但距汉末已千年之久、突兀而出，可信度不高。

四是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绝非“南阳说”说的“南阳郡在汉水以北”那么绝对，因为南阳郡所辖的筑阳县、山都县就在汉水以南。

五是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明确指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三国志》相关记载吻合，习、裴二人皆为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可以采信。

六是诸葛亮与襄阳城内诸多士人名流交往频繁，只可能住在襄阳城附近。（诸葛亮在当时的襄阳，有着强大的关系网，沔南名士黄承彦是其岳父，荆州牧刘表是其姨夫，襄阳大族蒯家的蒯琪是其大姐夫，庞德公儿子庞山民是其二姐夫；游学襄阳的石广元、徐庶、孟公威，客居襄阳的司马徽，襄阳人庞德公、庞统、向朗、马良、马谡是其好友。）

七是诸葛亮确实需要耕种生活，但同时也不是简简单单为了种地而活，更需要与广大志趣相投的好友交流学习、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收集各地信息，有着“兴复汉室”这样崇高的追求。

李亮宇博士亦在此学位论文中提出精辟观点：“湖北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隐居躬耕地，乃确凿无误的。河南南阳作为纪念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同样具备一定的价值及意义，但是受某种利益驱动而虚构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正如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诸葛亮所作《隆中对》亦是以诸葛亮为主要代表的襄阳士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湖北文理学院余鹏飞教授在其所著的《诸葛亮在襄阳》一书中指出，“诸葛亮所作《隆中对》可以说是他和襄阳士林反复讨论、切磋，最后由他汇集而成，是生活在襄阳的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襄阳智慧文化的高度浓缩。”

很难想象，诸葛亮如何脱离襄阳这块土壤，自行萌生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

我完全赞同李亮宇博士和余鹏飞教授的观点，同时补充一些想法：

诸葛亮出身于孔孟故里的一个没落官僚家庭，由于父母的早逝、家庭的衰败，迫于生计，只得在年幼时随叔父流亡（或者说南渡）至襄阳，以晴耕雨读的方式，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光。

时势造英雄。在军阀割据的乱世，诸葛亮需要成就一番事业，但也不是说“哪里发展空间大就到哪里，哪里福利待遇好就到哪里”，而是需要将实现人生价值与“兴复汉室”伟大理想相结合，而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沃野千里，士民殷富”（鲁肃评语），政局稳定、堪称乐土，使州治襄阳成为了南方政治文化中心、信息汇集中心和人才中心（据《后汉书·刘表传》，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诚如王粲所云“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甚至认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数以千计的学士聚集于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襄阳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学术、信息中心地位，恰好为诸葛亮提供了广阔舞台。诸葛亮充分利用在襄阳结成的关系网，主动吸收荆州统治集团和襄阳士族的智慧，广泛收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情报，反复切磋交流，形成自己对天下大势的深度思考，方能“未出草庐，已知天下三分”，方能在刘备造访时迅速提出《隆中对》。

本人之所以没有对“南阳说论据”一一进行反驳，是因为所持论据大部分皆为个人推理，并无扎实史料论据。特别是“襄阳隆中没有大片沃土，而南阳有大片沃土，所以南阳才是诸葛亮的最佳躬耕之地”，更是无稽之谈。如若诸葛亮要搞大规模种植，岂非荆州所辖、更加远离北方的江汉平原更加适合？况且，孔明千里迢迢来到襄阳，并不是要来南方流转几千亩土地，大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严格地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史学界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只在坊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其实不难理解，不过因为不同群体对概念认知不同、掌握信息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