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接受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军国大计，请诸葛亮出山帮助自己。诸葛亮从客观形势出发，回答了刘备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为了表达对千古名篇《隆中对》的崇高敬意，全文引述如下：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隆中对》，本无篇名，标题是后人加上的，也有选本题为《草庐对》。所谓“对”，是指“对答”，而不是“对策”。

据襄樊学院余鹏飞教授研究，查阅《四库全书》得知，第一个将“刘备与诸葛亮的对答”单独列出，并冠以《隆中对》篇名的是清朝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公元1642年-1718年），记载于《榕村语录》文集中。随后，清朝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2-1733）在《古文雅正》，礼部侍郎卞永誉（1645-1712）在《式古堂书画汇考》，雍正年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等文集中都将“对答”冠以《隆中对》篇名。

现当代，大量学者围绕《隆中对》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基本形成了诸葛亮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枝。

第一个问题：《隆中对》是否真实存在。

一个事物如果过于完美，我们往往会怀疑它的真实性。《隆中对》就是如此完美。全文核心部分仅三百余字，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严谨，语言高度精炼、分析精辟透彻，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天下形势，为刘备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勾画出一幅蜀汉大业宏伟蓝图。以至于有人质疑此文是否真实存在。

疑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身份地位讲，漂泊一生、帝室之胄的刘备是否会拜访年纪轻轻、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诸葛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达观同志于1987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三顾茅庐”是否实有其事》。该文认为，“三顾茅庐”记述不可信。理由是：诸葛亮有宏图之志，正在等待时机，出山辅佐明君，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诸葛亮当时还很年轻，身份尊贵的刘备犯不着、也不会对其礼贤下士。此观点，意在通过否定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事情的存在，进而否定《隆中对》这篇文章的存在。

第二，从现场记录来讲，刘备与诸葛亮对坐而谈，刘备请教诸葛亮诚恳急切，诸葛亮不大可能一边回答，一边记录。除了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小书童，并无他人在场，陈寿是如何获得对话资料的？

第三，从文章内容讲，《隆中对》全文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文采斐然、行云流水，并不像日常对话语气口吻。

第四，从应验程度讲，诸葛亮所说的内容和后来发生的事实太像了，似有根据后来事实增删篡改的嫌疑。

关于第一点，显而易见，所提质疑理由都是不成立的、牵强的，因为诸葛亮自语“苟全性命于乱世”只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自古英雄出少年，诸葛亮能够得到荆襄名士集体推荐，说明自身综合素质非常高，况且刘备是在司马徽、徐庶等襄阳名士的推荐下，才去三顾茅庐的。从这个角度讲，刘备请的既是诸葛亮，也不完全是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年轻一点，完全不是事儿。

关于第二、第三点，临沂师范大学王汝涛教授认为，“《隆中对》全文始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而未收入《蜀相诸葛亮集》。全文语气为第三者所记，应是陈寿本人独立收集原始资料，笔之于书，因经改写，故后撰《三国志》时入于传中，而在《蜀相诸葛亮集》中删去，然而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真实的。因为作者陈寿不但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详细记录此事，而且录写《蜀相诸葛亮集》上表晋武帝表中也写道：‘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并报告给皇帝了。所以，怀疑《隆中对》事之有无、文之真伪，是不必要的。”

关于第四点，吕思勉先生认为，“无甚可疑。因为这是当时的大势如此，不容说诸葛亮见不到。”那么当时的大势是什么呢？曹操不可争锋，孙权需要结好，刘表不能守，刘璋暗弱。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前两者实力强大，暂时还不能打主意；要打主意，只能从刘表和刘璋两处来打主意。这就是当时的大势，这个大势不仅诸葛亮看到了，还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例如，毛玠、鲁肃等人，只是他们所处的集团不同、视角不同。

除了吕思勉先生说的“大势”，还可以从陈寿是否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实对文章进行修改的视角进行审视。

一是“跨有荆益”的战略思想。众所周知，自襄樊之战关羽败亡，荆州已经完全丢失，实际情况已经完全超出诸葛亮设想之轨道，蜀汉直到灭亡也没有占领荆州，实现“地跨荆益”。

二是对于荆州走势的预判。《隆中对》所言“其主不能守”，主要是指面对曹操南征大军，其主（刘表）守不住荆州，不如早图之，但实际情况是刘表突然死亡，接位的刘琮投降了。

三是对于益州走势的预判。《隆中对》所言“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只是分析了“可以取”，并未分析“如何取”，更没有想到刘璋居然主动邀请刘备入蜀。

四是天下是否有变。《隆中对》所言“天下有变……”，然而天下并无大变。

五是实际北伐线路。《隆中对》所言“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即待天下有变时，从宛洛、秦川两路北伐，但实际上变成了秦川一路北伐。

这些明显的“未得应验”之处，恰恰反过来证明了《隆中对》没有根据后来事实增删篡改。

亦有学者对比《隆中对》和《出师表》，得出结论：诸葛亮根据时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出师表》中，对《隆中对》制定的战略思想进行了修正。修正内容主要有两处：

一是正面承认“创业未半”“益州疲弊”，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局势不容乐观。

二是不再提“地跨荆益、两路北伐”，改为务实的一路北伐。

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隆中对》制定的战略思想进行修改，也反过来证明了《隆中对》没有根据后来事实增删篡改。

第二个问题：《隆中对》规划水平如何。

实事求是地讲，《隆中对》式的战略规划，并非诸葛亮一人独有。

一是历史上已有先例。

有人认为，《隆中对》“地跨荆益”的思想很可能受到了公孙述事迹的启发。

在刘备、诸葛亮隆中对答前174年，即建武九年（公元33年），按照谋士李熊的建议（“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据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公孙述派遣田戎、任满、程泛西出蜀地，占据荆州的荆门一带（据《后汉书·公孙述传》，“（公孙述）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下江关，破威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非常短暂地（2年左右）实现了“地跨荆益”。

有人认为，《隆中对》“两路北伐”的进军路线规划很可能受到了刘邦由蜀入秦、由秦东出，刘秀由豫入秦、得陇望蜀的启发。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刘邦和项羽联手打败秦军，推翻秦朝，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并分配到偏僻的川蜀之地。刘邦进入川蜀后，励精图治、修养生息，讨回汉中、巧夺陈仓、奇袭关中、拿下三秦，积蓄实力、东出函谷、决战垓下（gāi，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打败项羽，一统天下，建立西汉。

王莽新地皇三年至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22年至公元36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从南阳郡出发，先定中原、西取关中、平定陇地、收复巴蜀、谋定江南，一统天下。

诸葛亮饱读诗书、自比管乐，应该是深入学习过刘邦、刘秀二人先进事迹的。将诸葛亮规划的“从荆州以向宛洛，率益州出于秦川”与刘邦、刘秀二人的行军路线比照，不难发现，重合度非常高。

二是同时代亦有案例。

即使在诸葛亮生活的三国时代，也不乏仁人志士提出“称霸帝业”的战略规划，或者说存在不同版本的《隆中对》。在《关羽的冒险》一章，详细介绍了曹魏（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东吴（肃对曰：“……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两个版本《隆中对》。经过对比，不难发现，三个版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田余庆教授语：在相同或相似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对时局的认识），但毛玠版相对宏观，鲁肃版较为具体，都具有重大意义，但都不如诸葛亮版《隆中对》那么步骤清晰、措施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

毛玠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第一个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曹魏版《隆中对》），这比诸葛亮向刘备进献《隆中对》要早15年。荀彧提出时间更早，只不过他不是第一个向曹操进献的人。

鲁肃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向孙权规划的“东吴版隆中对”——《榻上对》，比诸葛亮向刘备进献《隆中对》至少要早7年。

实际上，据学者考证，早期贾诩、沮授、甘宁、周瑜、庞统、法正都有类似的看法，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之所以作这么多分析，并非想否定《隆中对》战略规划思想原创性，而是想表达“《隆中对》战略规划思想首先出自于时代大背景”的意思。本人非常赞同田余庆教授的分析，即“《隆中对》的构思，时局是主要的根据。”这些时局，诸葛亮看到了，很多顶级谋士也看到了。

值得肯定的是，诸葛亮充分利用家族信息渠道（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效力于东吴，官至大将军；诸葛亮族弟诸葛延效力于曹魏，官至征东大将军、司空），借鉴吸收了各国谋士独到见解，紧密结合了刘备的实际情况，更加措施具体、严谨细致。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三点：一，“英雄所见略同”；二，《隆中对》真实存在；三，诸葛亮规划水平高超。

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在《<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认为，“《隆中对》无疑提供给刘备一个基本正确政治选择，以后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是一个根据形势的基本估计，提出近期目标和长远方略相结合的，似乎是一个进取开拓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