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三国时期，从襄阳，北上可攻曹魏，南下可取孙吴，西进可伐益州。北方的曹魏政权，想通过襄阳，占领荆州，攻打南方；南方的蜀汉、孙吴政权，想攻打襄阳，以图北方。

二、襄阳所在的南阳盆地自身是“产粮大户”，还是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中原地区、江汉平原的旋转门，四面可入，可入四面，具有极高的经济战略价值。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最终靠的还是综合实力，古今皆然。谁的农耕面积大、生产粮食多、人口兵源多、名相良将多，谁的胜算也就更大。刘表统治荆州时期，治所设在襄阳，也为襄阳带来了大量的人才。事实上，魏晋政权虽然经历了一些战役失败（如著名的赤壁之战、汉中之战、汴水之战等），但最终依然赢得了三国之争、统一了中国，也正是这个根本原因。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西汉共有十二州一司隶（就是首都及附近地区），东汉基本沿袭了西汉的制度，只是地盘略小。曹操的地盘，即使不算荆州北边的襄阳，也包括8个州（并州、幽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豫州、凉州），加上1司隶，尽占全国发达地区，实力远超吴蜀之和。在东汉时期，发达地区主要在中原，所以真正的英雄豪杰也主要在“逐鹿中原”。益州、荆州、扬州之于中原，仍属于“欠发达地区”。可以说，只要曹魏的北方基本盘没有出问题，不犯颠覆性、战略性错误，统一全国是迟早的事情。回到主题就是，占据襄阳，有利于经略稳固以南襄盆地为中心的，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中原地区、南襄盆地、江汉平原五大“产粮区”，甚至是“经济发达地区”。

三、襄阳城三面环水，背靠岘山，且和樊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首先看襄阳城，据测量，襄阳护城河最宽处有250米，平均宽度也达180米，是亚洲最宽的护城河，在冷兵器时代，妥妥的无敌堡垒。再看襄阳城周边，地理也非常复杂，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襄阳南面汉江沿岸多为滩涂、沙洲，敌军无法绕行。如果从南边（孙吴、蜀汉都在曹魏南边）过来偷袭襄阳，也只有两条（襄阳城西檀溪和襄阳城南习家池）非常窄的道路，守城方只需要在檀溪和习家池两处派兵封锁，襄阳城就等于无解。我们重点要讲的一代战神——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围攻数月，也没有攻下襄阳和樊城。再放眼整个襄阳地区，左右是高山峻岭，大部队和骑兵以及辎重运输车辆不能翻越，北面是汉江之险，没有足够的舟船桨手工具不能渡过，而北方士兵又恰恰不善水战。占据襄阳，不仅可以截断汉江进入长江的运输水路，还能够扼住南阳平原和江汉平原咽喉要道，因此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开阔一些，放眼荆州。据近代著名学者徐益棠先生所著《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襄阳群山四绕，一水纵贯”。可以说，只要占据襄阳，便能够依靠桐柏山、大洪山、武当山、荆山、汉水等山川优势设防，阻挡北方而来的骑兵、大军粮草行动，挫败敌军。同理，一旦南方势力丢失了襄阳这个桥头堡，就会失去地利，难以进攻北方，陷入战略被动，孙吴政权后期顾此失彼、难以抵御曹魏政权，便是因为如此。

有人问，既然襄阳是“铁打的”，可不可以绕过襄阳，从今天的枣阳、随州一带，也就是从大洪山、大别山西部之间，直取江夏（今武汉）、再下建业（今南京）呢？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主要有三点：

一、攻城略地。古代打仗，遇到城池，将军一般有三种策略：下策是绕城，中策是攻城，上策略地。什么叫略地？就是攻打一个城池，是为了经略一个广大的地区，也就是略地。襄阳正是这样一座打下来可以实现“略地”的城市。打下了襄阳，向北可以经略南襄盆地，向南可以经略荆州。在襄樊战役前期，关羽围困襄阳、樊城（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甚至考虑迁都，正是说明由南向北，打下襄阳，对于经略南襄盆地、沿“中线”北伐中原的重要意义。我们大胆地做一个假设，一旦曹魏失守襄阳，关羽可经南阳，直奔许都（今河南许昌）。有人问，可能吗？可能！首先说攻打南阳，因为南阳、襄阳分别在南襄盆地的北边和南边，如果从襄阳打南阳，就像一个蚂蚁从一个碗的一边移动到对面这么方便。如果拿下了南阳，至许昌，仅200多公里，距离并不远，且许昌建在一个开阔地上，无山川险要可守，以关羽“刚而自矜”之勇猛、自傲，如果拿下襄阳，完全有可能直捣曹魏的首都许昌。

二、后方安全。打仗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我们知道蒙古人在横扫亚欧大陆时，为了确保后方安全，甚至不惜屠城。从北至南，如果“绕城”，一旦被襄阳城的守军彻底封死绕行襄阳至随州一带的道路，前方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军队则会陷入前后夹击、无路可退的境地，稍有闪失，可能全军覆没。襄樊战役，关羽被徐晃击败，败走麦城，很大程度就是既没有拿下襄阳，又丢失了江陵这个后方根据地造成的，虽然曹魏的曹仁、徐晃和孙吴的吕蒙、陆逊并不是联盟，但事实上在荆州地区对关羽形成了前后夹击。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讲。

三、保障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打仗，必须解决粮草运输问题。如果绕行襄阳，靠长线运输粮草，非常容易被占领襄阳的敌方切断运输线，导致前方无粮草。敌方无需出城迎战，只需坚守不出，前方军队必然不战自退，甚至不战自乱。

总结起来就是，襄阳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无论从城池、还是从周边、从荆州北部，结合地形、山川有利条件，易守难攻。由于襄阳“四面可入、可入四面”，位于“中线”南北关键重镇，具有极高的军事、经济战略价值，打下襄阳，有利于经略整个地区。

在说清楚了襄阳所处的军事地理位置后，再来看一看打响襄樊战役时三国的局势。

关羽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发动的襄樊战役，在这一年，天下发生了很多大事。

有人总结，建安二十四年这一年，曹操人很难，心很累。这个人就是孙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陆机进入西晋朝廷做官，在西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以台郎出补著作郎（相当于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编修国史工作），有机会在秘阁（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翻阅旧时的各种文献，有一次读到魏武帝曹操的遗令，其中既有关于政事的指示，也有许多关于家事财产的细碎嘱咐。陆机心有所感，写了一篇《吊魏武帝文》。陆机在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时慨叹，“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虽光昭于曩载，将税驾于此年。”这一年，曹操确实很累，襄樊战役也几乎耗尽了曹操最后的精力，以至于这位年过65岁的花甲老人在襄樊战役结束一个月后就病逝了。

言归正传。在上文，我们提到，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权南下，一般有东、中、西三条路线，那我们就从三条路线来看看局势如何。

在“西线”战场，正月，曹操的表妹夫、心腹重将夏侯渊被黄忠斩于定军山。5月，刘备率军在汉中击败曹操大军，并称汉中王。汉中这个地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刘备从南向北打下了汉中，守，可以巩固益州；攻，可以进取长安，意义十分重大。经此一役，刘备集团的领地和实力大大增强，刘备个人威望得到了大幅提升（曹操称魏王，刘备称汉中王，与之看齐了），让人看到了“兴复汉室”的希望。6月，刘备派孟达、刘封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房陵、上庸二地，至今都属于不发达的山区，但却战略地位重要，蜀汉政权攻占汉中、房陵、上庸三地，把蜀魏边境向北推进了一大截，增加了自身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从汉中至襄阳的汉水一线对曹魏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中线”战场，魏蜀吴瓜分荆州，蜀吴拿到了大部分地区，且处于长江流域重镇江陵的丢失（有分析认为此乃曹魏的计谋，企图让蜀吴相争，消耗彼此。郭嘉曾劝曹操“急攻则相持，缓而后则争心生”），造成短时间内曹魏无法通过长江向南方进军，仅占据了荆州北方的襄阳一带，加之曹魏内部不稳等因素影响，整体处于战略防守态势。

在“东线”战场，孙吴集团于4年前在淮南地区向曹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虽然在建安二十四年未发生战役，但仍处于时刻提防状态（有人据《三国志·温恢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认为，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打了合肥，但联系魏吴前后发生的大事看，并不符合逻辑，可能为陈寿笔误）。淮南地区对于江南政权意义重大，素有“守江必守淮”的说法，事关孙吴政权存亡。据明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南方政权其时之盛衰，大约以淮南北之存亡为断。”特别是位列东汉八大“都会”之一的合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这么说，合肥之于孙吴，如襄阳之于荆州。孙吴无论是想偏居东南自保，还是企图向北扩张，都必须占领合肥。据统计，三国时期曹魏和孙吴围绕合肥，在公元208年至公元253年这45年时间里，爆发了6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最近一次是公元215年，孙权很机智地抓住曹操忙于远征汉中的机遇，亲帅十万大军，发动了第2次合肥之战。不过很可惜，一代猛将张辽率八百将士一直杀到孙权主帅旗下，大破孙权、甘宁、凌统等人，后以七千之众大破孙权十万大军，差点活捉孙权。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再度进攻合肥，但是此时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孙权在吕蒙的建议退军回师攻打关羽，最终取下荆州。曹魏政权牢牢守住了合肥这个“东线”战略重镇。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还有个“北线”战场，虽然和蜀吴两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却和蜀吴的老对手曹魏有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曹魏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乌桓鲜卑在代郡（“燕云十六州”之一，在今河北张家口市魏县西南）作乱，曹操派曹彰、田豫北征，最终以魏军胜利，三郡乌桓的势力被摧毁、鲜卑请服而告终，此战稳固了曹魏北方疆域。据《三国志》，“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实际上，这次战役只是曹魏和鲜卑之战的开始。曹魏与鲜卑之后还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一直持续到曹魏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最终以曹魏全面获胜结束。曹魏打击乌桓鲜卑，其实还有一重考虑，彻底铲除袁术三个儿子所依附势力，防止袁氏士族卷土重来。

总结一下，在“西线”战场，刘备夺得汉中、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处于战略攻势；曹操集团暂时受挫，处于战略守势。在“中线”战场，孙刘两家分到了荆州大部，处于战略攻势；曹魏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阳，处于战略守势。在“东线”战场，孙吴进攻合肥，处于战略攻势，但战役惨败；曹操集团，处于战略守势，但张辽一仗威震江东。

从蜀汉角度或者说从关羽的角度看，在“西线”，主公刘备亲征汉中，硬刚曹操，称王于汉中，士气正旺；在“东线”，魏吴合肥之战，也算“河蚌相争”，消耗了魏吴，牵制了曹魏精力，有利于蜀汉；在“北线”，乌桓鲜卑刚刚和曹魏干了一仗，虽然曹魏“大破之”，但仍然持续面临“作乱”压力。在“中线”，如果发动襄樊战役，配合汉中、房陵、上庸有利战事，将形成针对曹魏的汉水一线战略攻势，对曹魏构成巨大威胁，一旦拿下襄阳、樊城，还可为刘备称王献礼，似乎时机也很合适。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魏蜀吴三方的力量对比形势只是暂时的，三方力量对比也是此消彼长、动态变化的，并非静止不变的。二，曹魏虽然在局部战场吃了一些败仗，甚至是大败战，但总体综合实力还是占优的。三，“西、中、东”三线战场的三个战略重镇（祁山、襄阳、合肥）依然掌握在曹魏手中，甚至对蜀吴都形成了战略压力。算大账，算总体账，曹魏仍处于有利地位。据《三国志·明帝纪》，魏明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曹魏“东置合肥”，对孙吴起到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如同“南守襄阳”对荆州起到的牵制作用，形成的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