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听说一个12岁的小沙弥化缘潜进日本兵营，游击队递进汽油，一把火烧得鬼子像油炸蚂蚱。那孩子也火化了。据说他家有百余亩地，就他一棵苗，怕养不大，舍到庙里。

鬼子岗哨丢不起，撤了。游击队赶集似的进进出出，码头上几次大爆炸，我家在山上也听得见。

冬姥爷给父亲报告得更勤了。有时从怀里掏出个小酒瓶儿，母亲便给他盛一碟风干咸花生米，一碟腌小蟹子，老爷子滋儿咂其乐无穷。母亲几次想问问那个年轻鬼子还有没有，到底也没敢问。

转年梨花开时，传说鬼子要跑了，也有说是往昆嵛山扫荡。一天小雨乍晴，母亲推门，忽见梨花中开了一簇红花，近前细瞅，是朵红绸花。母亲轻轻一拉，两端脱结垂下，竟是那条红丝带!山风吹拂，红丝带在梨花间飘绕，飘绕……几场梨花雨，红丝带褪成了梨花色，便被日夜疯长的梨树叶子淹没了。

“不知道那个裁缝回去了没有?”母亲这样结束了故事。

“那个裁缝回去了没有!”每看日本侵华内容的影剧，我总会想到那个独生子鬼子兵，那个还没娶媳妇的大孩子。

两年前，一位女友远嫁日本，她先生年长她30多岁，曾经是个鬼子兵，在中国山东作战时丢了一条胳膊。他现在主办一个日中交流组织。有人骂这位新娘是汉奸，甚至招数人上门声讨。我支持了她。多么巧，婚礼上，新娘着雪白衣裙，头系一条红丝带。

世界上许许多多事情说不清楚，须靠良知来判定。良知，就是神意?

三、画在沙滩上的字

读和写了几十年，可要论说“文学与人生”，总是不得要领。惟有一点是明白的：文学是生命过程的需要。像吃饭和睡觉一样不可或缺。可能和先天有关，还可能和左撇子有关吧（右脑发达，长于形象思维）？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有钱人家的孩子，三四岁就开始吟诗制对；我五六岁开始下地干活。不识字。可是心里是有字的，塬，橡树，风，日头，……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知道是它。可它究竟是什么样子？上学的孩子知道。我不能上学，这是童年最悲伤的事。赶海的时候，在海水抚平的细沙滩上，用手指画字，画不是字的字。海水抹去一些，我往后退退，又画一些，直到海水没过脚脖子，才无奈的站立起来。红缎子一样的海水铺到太阳跟前，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从上面走过去，找回那些自字。就那么痴痴站在那里，流着泪……那美丽，那感动，那无奈，直到今天。这是我对人生的初始体验，也是初始的文学体验，那些不成字的字，被大海收起，大海认可我的创作。

进了北京，上了学，读和写像好日子一样哗哗流淌，像少女的身体一样丰满起来。四年级起在电台发表文章还得奖，初中起作文拿回家写，两三千字已经是小说了。我的理想不是当作家，而是当拖拉机手，医生，海员，无论干哪一行，读和写都不耽误啊。回想那十年，没用多少时间就把功课念好了，而大部分时间用来读写和忙活动，捐少先队号飞机抗美援朝，种向日葵和蓖麻支援国家建设，和卓娅妈妈、保尔夫人见面，文学小组下乡采风，美术小组看齐白石爷爷画虾（献红领巾的时候，差点儿把胡子系住一根），当然还有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和校办工厂烧焦炭那样累昏倒的事情……。那时，饱满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是生活和文学共同滋养的。

当生命衰弱到呼吸和吞咽都难以进行时，文学还能生存么？她对于我是愈显出其与生命的血肉一体。生命到了去留关口，文学祭奠了她的精髓。用意志支持着一呼一吸，用意志支持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和写。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双翼使生命飞越死亡之海。当我能手攀铁丝站立几秒钟时，已写下了几百万字，读了多少就不知道了，这是在17年中，母亲帮助我把手指放在枕边支撑眼皮来完成的。在我为“生存还是死亡”熬煎的时候，许多人劝我写作发表。我不愿意。我不是哲人，也还没有修炼到洞悉人生真谛的境界，不敢罔发议论。我必须先活过，才有资格说话。文学和宗教说，是的，在生活中修炼，先学会爱吧！于是，好好爱自己，进行自我康复，好好爱他人，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活着，读着，写着，生命丰富强壮起来，能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一切自自然然。尽心尽力的活着，这就是我的语言，我的创作。就像童年画在沙滩上的字，生活认可就行了。所以，我很怕发表文字，觉得文字永远无法表达无限变幻的生命过程。表达出来的不过是生命的影子，需要人用血泪去显现。那已经是活生生的再创造了。

四、白塔寺下

白塔寺在北京阜城门内，建于元朝1271年，已有700多年历史。寺门开在大街上，低于地面，寺门也显矮小，但白塔庄宏巍峨，令人敬虔。

白塔寺东西北三面是小胡同，我小时候常到宫门口二条找同学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低矮的小平房和油毡搭的阁楼更显破败。但胡同街道很干净，几乎家家门旁种着凤仙，月季等花草，生气勃勃。这就是北京人的胸怀。

21号院门关着，这是老同学刘敬芳的家。我知道，此刻她不在家，她在大西北青铜峡郊外的农家小院里。初三毕业那年，她做了那里的农民媳妇。她当然不愿意，但也没有太大悲伤，她是为了父亲，她是个孝女。

父亲是汽车兵复员的老司机，一天在交通路口，为了躲避一个乱过马路的小孩，撞倒了一位农民，后来农民死了。父亲因部分交通事故罪被判一年徒刑，并赔偿1千元钱。一千元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目，家里根本拿不出来。见到来处理后事的农民的儿子，知道他还没有媳妇，万般无奈，父亲就想出了让敬芳顶债的主意。这个老兵怎么甘心当“杨白劳”呢，可是他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念书，老伴常年有病。他说：敬芳，爸把你卖了，我不是人！

敬芳见过几次那个叫梁雨轩的小伙子，朴实却也有几分文气，不反感，就点了头。带个小包袱去了大西北。

敬芳因患小儿麻痹症，右腿有点跛，但她生性好动，从小没觉得自己和别的女孩子有什么不同，爬树，跳舞，支农样样争先。所以，大西北有多苦，她也不多想。

进了梁家的砖坯小屋，敬芳倒头就睡，睡了两天两夜。然后，院里院外，村里村外转了一遍，挑了一挑水就下地了。娘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却骂雨轩：枣木疙瘩，这么好的媳妇不会疼啊！雨轩骑上自行车就追，把车让给敬芳，自己挑上只剩大半桶的水，笑说：你把水都给道上的草喝啦？

敬芳没少干傻事错事，可是雨轩喜，娘更喜欢。一年后，敬芳生了女儿枣花儿，像妈，花儿一样俊。敬芳对女儿有自己的爱法儿——打屁股，当然是轻轻拍，小家伙美滋滋的乐。枣花遗传了母亲好动的天性，加之摔摔打打的养育，壮实活泼，像个小子，但毕竟还遗传了父亲的斯文气，三四岁就跟着母亲上学，敬芳教四年级时，枣花上课功课会了就坐不住了，跟男孩子打弹弓，气的敬芳罚她扫院子，结果几个男孩子也出去帮她扫，敬芳又改让她刻蜡版，印讲义，这样一举两得。

敬芳教书，让娘大大的出了一口怨气。那年，乡里办学的压力顶不住了，村长腆着脸来求雨轩娘，让敬芳主持办村小学。娘瞪着村长说，当年雨轩爹跟我结婚，落户咱村，就想办学，你们说他是劳改农场出来的右派，不够格儿，怕把娃教右了。他可是北京大学里的文化人呢！后来俺雨轩跟他爹念书，念得咋样，右不右？如今敬芳可是俺儿媳妇，不怕把娃教右了？村长臊眉耷眼的走了，以为不成了。雨轩娘就是雨轩娘，支持敬芳办学。敬芳办学顾不了家，家里由娘，家外全由雨轩承担，下棋，唱歌丢一边了，倒是女儿跟他比跟妈亲。

敬芳送走一批一批学生，送走婆婆，送走丈夫，最后送女儿上北京医科大学，她才感觉自己老了，残腿越来越吃力。她办退休回到北京，自己的老家。

哥哥嫂子像迎功臣似的把敬芳接进家，她的小屋一直给他留着，侄子想给她装修得现代些，她不让，说四白落地最好。在这个童年的小屋里，怎么呆着都舒服，她帮着嫂子料理家务，周末枣花回来陪她逛北京，敬芳好象重新活一回。

枣花有了男朋友，是协和医院神经科大夫，人品才华没的说，可惜模样配不上枣花。娘喜欢，劝枣花，25岁结婚，我好帮你们带孩子。枣花却说不急，毕业工作几年再说。今年暑假枣花毕业了，跟娘商量，要跟男朋友结婚后随医疗队去非洲乌干达3年。敬芳蒙了。

她不是爱思前想后的人，可是女儿要离那么远，还见得着吗？在电视上，她见过非洲瘦得皮包骨的孩子，瞪着大眼睛等着帮助，唉，那就去吧！枣花就去了非洲。

不忙的日子，傍晚，敬芳拿把小竹椅子坐在门口儿，低头看月季花瓣上的水珠颤颤抖抖的滴落，抬头见天空鸽群盘旋，哨音远远近近缭绕，突然就想起枣花，没有泪，就是那么疼的想着……

她身后的白塔怜惜的看着她说，700多年前，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建造了这座白塔和元大都城，他来中国45年，再没能回过国，他也曾像你这样思念万里之外的祖国和亲人啊。

孩子，人世的安宁，是用生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