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年5月18日，洛阳城，南宫嘉德殿

转眼三天过去，曹操的儒学刑法修编进入了深水区。

死刑暂时定下了叛国罪、叛乱罪、叛逃罪和故意杀人罪。

针对的都是对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危害性最高的。

无爵骑马罪和私占耕地罪定在最低刑5年以下劳役。

伪造契约罪定在5至10年的劳役。

至于其他罪名，在《春秋》或者其他儒学经典上有明确记载的，就直接照搬过来，然后交给我定夺，确定具体刑罚。

刚开始很容易就定下近百个罪名，但剩下的就难了。

例如故意伤害罪，伤害程度有轻重之分，刑罚很难定。

最终还是我拍板，这类罪行初期还是要严厉点，暂时定下10-20年劳役，等以后三年修改一次，再将刑罚降下来。

曹操正值壮年，又有着位列三公的诱惑，工作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我只需要每天抽一个时辰听他的报告就行，主要是帮忙定夺和确定最终的版本。

最终修编好的约200个罪名将抄写在一张绢帛上，然后昭告到各州、各郡、各县、各乡、各亭，推行下去。

200个罪名的具体表述和定罪标准，将刻录成竹简，下发到县级以上就好，作为地方司法审判的依据。

统一叫“中平竹律”。

这次的儒学刑法修编，都是在儒学经典里摘录，朝廷上下的反应并不大，三公更只是询问进度，不敢插手。

鬻爵计划和军队改革那边，我也只是每天听听蹇硕的简单汇报，每天顶多花两个时辰来处理这些国家大事，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张仲景的指导下，坚持康复锻炼。

张仲景有个长期计划，如果我能坚持循序渐进的康复锻炼，期间禁欲和清淡饮食，应该就能避免加剧心绞痛。

甚至心绞痛可能会逐渐消失，从而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个恢复周期是以年为单位。

如果是原来的汉灵帝，别说一年，坚持一个月都难。

我是觉得小命要紧，哪怕要坚持个一两年、甚至三五年都是值得的，毕竟现在睡觉有皇后抱，生活根本没烦恼。

只要别理太多国家大事，应该不会突然心梗再死一次了。

东汉的行政体系是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自治。

中央的三公是司徒、司空和太尉。

司徒主管国家外务，主要分管九卿里的廷尉（司法）、太仆（马政）和大鸿胪（外交）。

司空主管国家内务，主要分管九卿里的少府（内库）、大司农（国库）和宗正（宗亲）。

太尉主管国家军事，主要分管九卿里的卫尉（禁卫军）、光禄勋（羽林军）和太常（祭祀）。

地方郡县都是主官负责制，主要负责税赋和劳役。

如果某个郡或县无法完成当年度的税赋征收，那么主官就是第一责任人，轻则降职免官，重则有生命之忧。

这也是很多地方叛乱都是太守或者县令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征收不到税赋，心知必死，最后疯狂了一把。

许多地方主官为了完成税赋任务，就会刻意讨好当地的世家豪强，毕竟耕地和劳力基本都控制在世家豪强手上。

甚至一些地方官员都是世家豪强刻意安排的。

东汉有不得原籍任官的惯例，就是为了扼制世家豪强对地方郡县的控制，这种控制自然就走向了更隐蔽的关系。

这也是我要推行鬻爵计划的最重要原因。

耕地可以用来鬻爵，鬻爵的收入也可以用来购买耕地。

这次鬻爵的根本目的就是用特权换耕地。

只要能确保大部分的耕地能继续保留在世家豪强手中，那么应该就不会激起太大的抗议，平稳过渡是土地契约的前提。

虽然收回的耕地不多，但能打破世家豪强的垄断。

这些收回的耕地如果能通过军屯稳定下来，那么军屯就能维持住百官俸禄和军费军饷，那么国家也就基本稳定下来了。

至于怎样持续性的赚钱，我的办法还是修路。

修路可以收费，可以发展运输业，还可以设置关卡收税。

东汉的商税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基本等于没有，包括关税在内的杂税占国家税收的比重极低。

常说的苛捐杂税，就是指的这些，基本都进了私人腰包。

如果能通过修路，通过控制通行，将商税和关税逐渐完善起来，并慢慢成为国家税收的主体，那么田赋和算赋就能逐渐减少，甚至实现农业免税。

东汉的商税是2000钱征收一算为120钱，也就是6%。

关税是货物价值的10%。

这两个税的税率其实并不算低，之所以征收不到税收，除了不受重视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征收人手严重不足。

杂税在东汉时期是没有专门的课税机构的，属少府兼收。

田算更三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主官负责制，各乡更是有乡佐专门负责税赋的征收，亭长还得协助。

整体算下来，每年直接负责三赋征收的基础官员就接近十万人，而杂税征收全国加起来可能才几百人，而且大部分还都是兼职收税，这些少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收田租和资源税等。

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确杂税征收机构和征收办法。

洛阳城到虎牢关的高速路修通之后，将直接派皇甫嵩的军队驻守各段关卡，安排日常巡逻道路。

到时来往洛阳和虎牢关就只能通过这条高速路，那么只要收费不贵、安全可靠，自然容易被接受。

洛阳城到虎牢关路程是150里，按照一汉里等于0.4公里来换算是60公里，快马狂飙起来半个时辰就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