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稍作延伸，全国到底有多少武侯祠，说法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共有九处，分别是：

一是建祠最早的汉中勉县武侯祠。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也就是诸葛亮死后第29年，刘禅下诏立祠。当时因“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故选祠址于定军山下的武侯坪，祠靠近武侯墓，因而有“天下第一武侯祠”之称。现存建筑大部分保持了明清时代风格，代表了陕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对于研究诸葛亮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名气最大的四川成都武侯祠。始建于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亦称孔明庙、诸葛祠、丞相祠，后合并成为君臣合祀的祠庙。

三是诸葛亮耕读十年的襄阳隆中武侯祠。建祠于东晋年间，时间晚于汉中、成都两地。习凿齿在《诸葛故宅铭》中提到当时隆中出现了“雕薄蔚采、鸱阑惟丰”的祠宇建筑。

四是南阳武侯祠。初建于魏晋，是蜀国故将黄权为纪念武侯在卧龙岗上修建而成的，时称“诸葛庵”。宋金时期，屡遭战乱破坏。到了元代，得到逐步修葺、扩建。至元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交中书平章政事（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与翰林集议，最终将南阳卧龙岗古建筑名胜命名为“武侯祠”。

五是山东临沂“武侯祠”。诸葛亮的家乡临沂曾经建有3座武侯祠，其中诸葛城，据嘉庆碑所云“创建于唐”，古迹多毁坏，现仅为遗址。

六是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先帝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于诸葛亮。据传始建于唐代。

七是云南保山武侯祠。保山各族人民为了追思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之功而修建，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

八是甘肃祁山武侯祠。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驻军之处，始建于清代。

九是浙江兰溪诸候宗祠。诸葛亮后裔集中聚集在浙江兰溪，为了纪念先祖而修建。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重建于清末民国初。

我们必须肯定，每一处武侯祠，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都寄托着后人对诸葛亮的哀思，都在传播弘扬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当然，也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武侯祠有很多，躬耕地只有一个——襄阳隆中。

1990年，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为襄阳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今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除此之外，近现代亦有缪鉞（浙江大学教授）、张传玺（北京大学教授）、朱大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敏（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朱绍侯（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石泉（武汉大学教授）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一致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湖北襄阳隆中。

《诸葛亮躬耕地望在襄阳隆中——湖北省史学界探讨的观点综述》、《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讨论会综述》等学术研讨综述亦发布“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三顾茅庐只能在襄阳隆中”学术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以持“南阳说”为代表的人群误解呢？湖北省三国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亮宇老师在其博士论文《湖北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述考》中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南阳说”与“襄阳说”二说焦点问题有：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南阳与今南阳的关系；东汉末南阳郡是否囊括襄阳隆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地著作该如何解读。

通读该论文，可以得出结论：

一是东汉末年，凡是称“南阳”即指南阳郡，“宛”是县名，是南阳郡治所在的宛县。

二是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诗人抽象、笼统、含蓄的怀古诗词，不能作为信史。

三是魏晋以后，无任何史籍记载南阳是诸葛亮躬耕地，《大元一统志》虽有记载，但距汉末已千年之久、突兀而出，可信度不高。

四是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绝非“南阳说”说的“南阳郡在汉水以北”那么绝对，因为南阳郡所辖的筑阳县、山都县就在汉水以南。

五是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明确指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三国志》相关记载吻合，习、裴二人皆为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可以采信。

六是诸葛亮与襄阳城内诸多士人名流交往频繁，只可能住在襄阳城附近。（诸葛亮在当时的襄阳，有着强大的关系网，沔南名士黄承彦是其岳父，荆州牧刘表是其姨夫，襄阳大族蒯家的蒯琪是其大姐夫，庞德公儿子庞山民是其二姐夫；游学襄阳的石广元、徐庶、孟公威，客居襄阳的司马徽，襄阳人庞德公、庞统、向朗、马良、马谡是其好友。）

七是诸葛亮确实需要耕种生活，但同时也不是简简单单为了种地而活，更需要与广大志趣相投的好友交流学习、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收集各地信息，有着“兴复汉室”这样崇高的追求。

李亮宇博士亦在此学位论文中提出精辟观点：“湖北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隐居躬耕地，乃确凿无误的。河南南阳作为纪念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同样具备一定的价值及意义，但是受某种利益驱动而虚构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正如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诸葛亮所作《隆中对》亦是以诸葛亮为主要代表的襄阳士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湖北文理学院余鹏飞教授在其所著的《诸葛亮在襄阳》一书中指出，“诸葛亮所作《隆中对》可以说是他和襄阳士林反复讨论、切磋，最后由他汇集而成，是生活在襄阳的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襄阳智慧文化的高度浓缩。”

很难想象，诸葛亮如何脱离襄阳这块土壤，自行萌生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

我完全赞同李亮宇博士和余鹏飞教授的观点，同时补充一些想法：

诸葛亮出身于孔孟故里的一个没落官僚家庭，由于父母的早逝、家庭的衰败，迫于生计，只得在年幼时随叔父流亡（或者说南渡）至襄阳，以晴耕雨读的方式，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光。

时势造英雄。在军阀割据的乱世，诸葛亮需要成就一番事业，但也不是说“哪里发展空间大就到哪里，哪里福利待遇好就到哪里”，而是需要将实现人生价值与“兴复汉室”伟大理想相结合，而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沃野千里，士民殷富”（鲁肃评语），政局稳定、堪称乐土，使州治襄阳成为了南方政治文化中心、信息汇集中心和人才中心（据《后汉书·刘表传》，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诚如王粲所云“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甚至认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数以千计的学士聚集于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襄阳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学术、信息中心地位，恰好为诸葛亮提供了广阔舞台。诸葛亮充分利用在襄阳结成的关系网，主动吸收荆州统治集团和襄阳士族的智慧，广泛收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情报，反复切磋交流，形成自己对天下大势的深度思考，方能“未出草庐，已知天下三分”，方能在刘备造访时迅速提出《隆中对》。

本人之所以没有对“南阳说论据”一一进行反驳，是因为所持论据大部分皆为个人推理，并无扎实史料论据。特别是“襄阳隆中没有大片沃土，而南阳有大片沃土，所以南阳才是诸葛亮的最佳躬耕之地”，更是无稽之谈。如若诸葛亮要搞大规模种植，岂非荆州所辖、更加远离北方的江汉平原更加适合？况且，孔明千里迢迢来到襄阳，并不是要来南方流转几千亩土地，大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严格地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史学界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只在坊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其实不难理解，不过因为不同群体对概念认知不同、掌握信息不同而已。

当然，也有和稀泥的因素。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和稀泥者就是清代在河南南阳做知府的湖北宜昌人顾嘉蘅。当时，南阳、襄阳因为诸葛亮躬耕地争得不可开交，于是就请知府大人出来说句公道话。顾知府非常懂得人情世故，两边都不得罪，于是题写了“心在汉室，原无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的对联。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一副不可多得的千古名联；从史学角度来说，彻底把诸葛亮躬耕地这趟水搅混了。

南阳、襄阳，这两座兄弟城市，犹如南襄盆地的双子星，未来必定是要抱团联合发展的，但史学问题就是史学问题，不应混淆。

那就是，诸葛亮躬耕地在东汉荆州南阳郡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隆中。